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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企业跨境融资面临的主要难题及解决策略

  近年来,境内企业跨境融资面对一个较松的环境,国家连续出台了一些利好政策。长期以来只有外资企业可以借外债、中资企业难以举借外债的环境将逐渐被打破。但是在长期严格管理的环境下,突然放松管制,企业跨境融资将处于摸索阶段,如何进行跨境融资、实现跨境融资、扩大跨境融资,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中国企业跨境融资的发展情况分析
  (一)跨境融资的政策环境变化,呈现利好趋势
  跨境融资长期以来在我国一直受到严格的监管,但近来政策监管出现松动。2016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的通知》,决定自2016年1月面向27家金融机构和注册在上海、天津、广州、福建四个自贸区的企业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试点期间,多家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开展跨境融资业务,丰富了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取得了较好效果。2016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发布,我国将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境外融资不用再进行事前审批,而是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2017年1月央行印发《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完善真实合规性审核的通知》。从政策文件看出,受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企业加快偿还外债,跨境资金流出压力升级,因此外汇管理的方向发生改变,从严格禁止跨境资金流入变为严格控制资金流出,扩大流入渠道。这对于我国企业进行跨境融资是一个利好消息,同时也意味着跨境融资未来将呈现快速拓展,海外直贷、内保外贷、NRA相关业务等各项跨境业务将逐渐出现。但是,目前,我国对跨境融资的监管依然较为严格,这与长期的我国外汇储备压力具有很大关系。未来政策的变化预计将进步放宽,但放宽的幅度、速度难以确定。
  (二)跨境融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规模不断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金融全球化也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中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日益扩大,境内企业走出去和境外企业走进来已经成为日常贸易。这种趋势下,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并且,跨境融资的内容也在不断丰富。从单纯的向境外金融机构贷款融资转向为交易中介服务、信用支持、理财服务以及现金管理等结构复杂、创新产品的产品交易和融资方式。企业的金融需求不再只是简单的资金满足,而是为了满足企业在国际贸易中交易便利化需求的金融服务需求。跨境融资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融资工具,而是一种贸易工具、交易工具。跨境融资已经成为企业进行大宗商品贸易解决现金流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部分金融机构为了发展跨境融资,会直接嵌入到企业的贸易过程,提供贸易的撮合、贸易项下的融资,比如提供商品的套期保值融资、基差交易撮合、跨境多币种贸易、海外扩张、贸易银团等多种服务的有效组合,甚至作为贸易链中的一方直接参与贸易。如2016年渤海金控拟斥资99.95亿美元收购CIT的C2 Aviation Capital Inc.100%股权。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1至7月,国内企业实施跨境并购项目达到459个,涉及63个国家和地区,涵盖15个行业,实际交易金额达到543亿美元,超过了2015年全年交易总则,占同期对外投资额比重也超过去年的34%。促进海外并购热潮的重要原因在跨境融资政策的不断松动、跨境融资方式的不断丰富。实际上,长期以来,融资难一直是国内企业实施跨境并购战略的重要障碍之一。过去,国内企业跨境并购只能依靠商业贷款,渠道单一,但随着债务融资渠道越来越广泛,股权融资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私募基金、并购基金、保险、信托资金在跨境融资中的融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三)跨境融资前景广阔,银行和企业的意向提升
  跨境融资规模逐渐扩大。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数据公布,2015年12月末全口径外债1.42万亿美元,2016年6月末全口径外债余额为1.39万亿美元,环比增长2%,2016年9月末全口径外债为1.43外亿美元,环比增长3%。外债规模呈现连续两个季度稳步回升,逆转了2015年外债持续下降的趋势。对外融资政策的放开,2016年第二、三季度吸收非居民存款208亿美元。外债规模回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境内企业出口形势较好,对外借贷融资需求上升;二是境外投资者看好中国的汇报,投资意愿增强。同时也说明,逐渐开放跨境融资对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是一个顺势而为的利好。根据第一财经记者对企业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015年外债宏观审慎?点落实时,为企业带来的融资利差平均达到3%。这说明实行跨境融资,对需要资金的企业而言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凸显出境内企业渴望扩宽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据重庆市政府官方数据公布显示,重庆市企业跨境资金流入42亿美元,同比增长1.5倍,呈现高速增长状态。在跨境融资的方向上,中国企业与新加坡之间的融资发展更为迅速,目前占中企跨境融资总额的40%以上,而部分城市中新跨境融资占比达到60%。银行对企业境外融资的意向也在不断提升。据官方数据显示,中国银行支持累计跟进“一带一路”区域重大项目392个,意向性支持金额超过870亿美元,累计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项目3204个,提供融资金额达到1671亿美元,累计为上万家企业在全球举办了27场跨境撮合会。中国银行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超过3万亿元,跨境人民币清算量超过236万亿元,保持全球同业第一的地位。除了中国银行独大意外,其他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农商行,也在拓展跨境业务,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   (四)跨境融资面临多重威胁,企业和银行须谨慎
  近年来,跨境融资主要以间接融资方式为主,主要通过海外金融机构贷款方式,而且大部分采取内保外贷的形式,即国内企业通过国内银行,给海外中资银行开立保函,海外中资银行对国内企业放贷。这种融资方式须配备定期保证金存款、外币远期锁定等,是境内金融机构最热衷的业务。2014年至2015年内保外贷的业务给银行带来了企业存款,但是随着2016年该业务的消失,海外贷款业务迅速消失,这对境内银行形成重大冲抵,对海外中资机构的资产和业务也形成影响,并且直接影响到中资企业在境外中资金融机构的融资情况。此外,2013年央行发布《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境内非金融机构可以向境内银行申办人民币境外放款结算业务,但随着2016年对资金流出的进一步控制,该业务被迫停止。同时,2016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境内企业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其限制了跨境融资从国内往海外的政策通道,对原来跨境资本转移的行为进行了清理。随着国内经济和商业的不断发展,在多个产业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跨境发展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出路。但盲目的对外发展,必然也存在很大风险。自2010年开始,中国企业呈现跨境并购热潮,形成“并购中国风”,并且每年都在创新高。其中2016年跨境并购交易达到221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从项目数量而言,中国仅为美国的一半,这意味着中国买家单一项目的均值远远超过美国,如2016年中国化工的并购高达430亿美元。高额的资本支持下意味着高额的跨境融资,也意味着高额的经营风险。为了防止并购热潮呈现众多非理性跨境融资并购,中国发改委、商务部、央行、外汇局联合机枪对非理性投资的监管,尤其是大额对外投资项目,也建议企业审慎决策。
  二、中国企业跨境融资的主要难题
  (一)办理流程耗时长,容易引起融资失败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产能过剩严重,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很多传统技术产品逐步转移到落后地区。同时,世界经济融合度不断加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往来逐渐增多,产业不再只是局限于国内的发展。因此,在众多因素的推动下,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制造业在国外市场受到了众多好评,很多制造企业走出国门拓展发展机遇,并在海外形成较强的发展优势。但拓展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谈的很多项目都以不了了之结束。导致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企业跨境融资的手续非常复杂并且冗长。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展投资项目,首先需要和财政部、商务部等众多部门先谈好,得到准许实施后才能进行后续步骤。项目提交到各个政府部门,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审核期。这往往会错过项目推进的最佳时间。例如上海纺织集团的苏丹纺织园区项目,从确定项目到审批,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当政府部门得到许可后,银行对项目的评估和审核过程也非常复杂,需要很长的协商期。一般而言,很多项目从确定到开工建设,四五年都很难谈下来。即使成功并购,时间也耗费很长。如吉利成功并购沃尔沃。早在2002年吉利就有并购沃尔沃的想法,2007年正式联系福特公司和政府部门,提出并购意向,并组建了大项目团队,但也是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并购,而审核的流程贯穿了从提出意向到并购的过程。其中2010年3月两个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而2010年8月才完成国内审批程序。这意味着,吉利在并购的过程中不仅要与国外公司进行协调,同时也有专业团队与政府、协会等相关单位协调。在此次并购中,25%来自吉利自有资金,其余主要来自国内银行贷款、战略投资者投资和国内权益融资。海外融资的的45%来自高盛可转债,28%来自福特卖方融?Y,27%来自建行伦敦分行。这意味着在并购案中,跨境融资成为关键。据吉利并购案参与人介绍,吉利的融资方案中,不仅国内的融资手续难办,国外的融资手续也非常复杂,都需要经过国内多个部门的长时间审批。此外,也有直接因为政府审批问题导致融资失败,如2016年勤上光电投资飞利浦因为政府审批不通过而导致合作投资失败。
  (二)跨境抵押难以实现,贷款难度较大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贷款基本都是抵押贷款,而抵押物的变现必须在银行的可控范围内。但是海外的资产很难进行抵押贷款。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资产必须在注册地才能实现抵押贷款,长沙的资产不能拿到广东抵押获得贷款。导致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各地的不动产信息还未实现联网,银行难以了解到抵押物的登记信息、抵押信息。此外,跨境的抵押物在评估、兑现也存在难度,银行对抵押物的要求更为严格。因此,很多企业无法实现跨境抵押,主要通过供应链金融抵押来实现。供应链金融是贸易中重要的融资方式,也是跨境融资的重要部分。供应链上的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质押、货权质押等手段封闭资金流或者控制物权,对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的综合性金融产品和服务。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应收账款净额超过10万亿元,到2020年,我国供应链金融的市场规模可达14.98万亿元左右。在国际贸易中,供应链金融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种抵押方式也被广泛采纳,解决了上下游中小企业资金的不足。但供应链金融业存在不足和风险,如监管难度大容易重复抵押。同时,对于民企而言,跨境抵押会导致估值太低,贷款额度大幅度下降。如2016年健耕医药在进行海外收购时当时被国内估价5.5亿元,这仅较二级市场价格溢价5.65%。
  (三)跨境融资风险大,银行出资意愿不强
  除了直接的货物服务贸易往来外,中国对外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产能合作、制造业等领域。这些投资往往回报期很长,贷款主要以中长期为主,投资项目的前景随着时间的延长也会增加众多不安全、不确定因素。如中国化工集团在国外的项目,很多金融机构基于众多不安全因素不愿意贷款。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很多企业在项目选择上存在一窝蜂,海外投资项目签订的很多,但落实的很少。这是因为投资项目除了考虑企业发展、资金需求外,还需要考虑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宗教、法律等各种环境需求因素,这其中不可控的成分太多,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所以项目落实困难,金融机构不敢凭借一个项目规划书和评估书进行贷款,往往更希望在项目落实过程中进行贷款。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如果资金不到位,在基于安全稳定经营的考虑下,不敢落实这样的大项目。可见,走出去的企业在境外发展、投资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作为后盾,才能保障发展稳定。实际上,很多企业也希望金融机构能够提供避险方案,帮助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但目前,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互利关系不稳定,银行一般不直接参与企业的风险管理,而是督促企业管控风险,一旦出现风险,金融机构采取的措施不是减少企业经营风险,而是采取一切措施减少自身损失,这往往进一步恶化企业面对的问题。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规模风险也是正常的市场行为,这不仅是出于市场盈利的考虑,更是出于跨境融资风险因素太高引起。跨境投资的项目很多因为政府因素、市场因素、两个公司的协商争议而终结。如2009年腾中重工与通用汽车并购悍马的过程中因为在交易金额、交易方式、交易内容等多个方面存在争议导致收购失败;2010年华为公司与美国三叶系统公司的并购中因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为导致华为剥离收购三叶公司所获得全部科技资产,最终在耗时一年后宣布放弃收购,这是典型的政治壁垒。无论是腾中重工还是华为的跨国行为中,都包含了大量的跨境融资,最终失败的项目由于耗时长影响金融机构经营效益。此外,部分企业也存在跨境融资套利问题,如2011年广东发现一些加工企业利用银行远期贸易融资或理财产品套利,通过资金跨境滚动运作赚取境内利差和汇差。这种违法违规投机行为,也会成为银行必须考虑的风险因素。   (四)金融机构境外发展不足,跨境融资实施困难
  2008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15年对外投资存量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5%。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带动了金融机构国际业务的发展,但依然存在不足。首先,很多国家没有设立分支机构,也没有项目投资评估人员。截止2015年年末,20家中资银行在53个国家设置了1200多家海外分支机构,总资产1.5万亿美元。四大国有银行海外机构主要集中在亚太和欧洲地区,占比达到70%以上,而其他还在机构的设置方式以建立分行为主,在投资方式上还处于初级阶段。第二,境外业务单一。除了商业银行境外业务单一外,其他金融机构发展也不足。重心证券、海通证券等大型券商在海外布局,但境外业务占比不到10%,并且主要在香港市场,境外其他国家业务很少。金融机构作为跨境金融的重要部分,必须发挥其在海外融资、贷款、资源整合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和地位,不断创新金融产品,以联合融资、银团贷款、跟踪服务等多种方式支持海外项目,帮助企业参与世界经济的各种合作,以实现金融企业和生产企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企业在海外的竞争能力。但中国金融机构境外发展不足,必然影响境内企业海外项目的融资。第三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外货币市场基础服务能力建设体系缺失,难以为跨境融资金融创新提供支撑。例如,在当前“一路一带”沿线,在众多小币种国家和地区,企业在境外投资面临着很大的货比兑换和汇率管理风险,需要持续加大清算结算、货比兑换、市场定价等业务。因此,金融机构需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加快跨境人民币清算系统的对接,满足企业在国外发展的需求。此外,中国商业银行在海外的业务范围有限,缺乏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进行担保、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业务。
  三、中国企业跨境融资难题的解决策略
  (一)简化手续,完善跨境融资管理体系
  上海自贸区跨境资金的大量流通不仅依赖于其宽松的政策和金融机构的支持,同时也包括其简化的手续,实现项目快速落定。但是简化手续不代表不管。跨境融资一旦放管,意味着容易让一些违规套利成为一种现象。对此,政府应该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做好审批一步到位,监督常态化进行,避免监管出现漏洞。同时,对于金融机构,应该建立跨境业务协调工作机制。在资产负债管理的框架下,坚持本外币一体化,强化资本管理、逆周期管理,积极研究、领会政策变化,统筹跨境业务的监控。金融机构需要建立健全内控制度,避免业务监管出现真空。对于一些重要指标数据,要进行密切关注,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该快速上报,并及时处理。
  (二)强化政策,鼓励金融机构走出去
  企业走出去,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因此,要改善企业跨境融资的现状,需要依托国内金融机构在国外的发展。金融机构走出去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在海外发展分支机构,建立完善的货比市场服务体系,满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货比结算、兑换、交易、定价需求。二是创新海外业务,提高还在融资能力。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的融资能力直接影响其对其在海外中资企业的支持力度。因此,要提升其海外对企业的支持能力,首先需要不断创新业务,不断拓展其盈利能力。但是创新业务应该考虑业务风险,在可控风险的前提下,辅助境外借款人有效?模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提高跨境人民币融资的意愿和积极性。三是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功能。这意味着企业不仅可以在国际市场融资,同时企业在境外借贷的人民币资金可以随时调回国内,不需要放在海外的专用结算账户。当然,为了一支其跨境套利,可以设定资金的用途,只可以用于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四是金融机构应该完善境外业务、企业的预警体系。金融机构对于项目的风险应该具有良好的评估能力,并且一旦发现异常能够及时对企业做出提示,并辅助企业及时处理问题。
  (三)加强与外资金融机构合作,提高境外支持力度
  完全依靠国内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过于局限性。要健康推进境内企业跨境融资,必须加强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对接和合作,实现金融支持的国际化。政策上应该为金融的国际化支持完善便利的通道。当境内资金偏紧时,企业可以通过境外借款满足发展需求,并且企业不仅可以向境外银行借款,同时可以向其母公司借款。换而言之,人民币在各个金融机构、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应该实现兑换自如。类似如上海自贸区的发展。2016年新加坡一家金融机构向上海自贸区一家公司发放一年期贷款,总额1亿元人民币。按照国内贷款利率6.6%,而新加坡只有5.2%。据统计,通过上海自贸区走出去的起来催生了大量跨境资金流、外汇需求以及投融资需求。格局银行同业公会公布数据,2016年前8个月,上海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余额达到464亿元。加大外资金融机构的支持,需要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双向衔接,实现人民币的畅通性。这实际上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
  (四)强化政策支持,推进人民币市场化的进程
  跨境融资的重要阻碍之一是人民币资本的兑换问题。要大力促进企业跨境融资,需要扩大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人民币互换功能。因此,建议在上海自贸区实行人民币项目可兑换的试点上,扩大使用范围,便利国外金融机构和企业获得人民币资金,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交易渠道,从而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市场化进程。对此,政府需要完善政策和法律体系,强化政策支持,加强法律规范,确定跨境人民币融资的地位,提高商业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积极性。并且,需要完善境外人民币的长负债偿还机制,鼓励企业采用人民币融资、还债,鼓励支持中国金融机构扩大跨境人民币业务,同时发展不同的金融业务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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