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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资源配置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7)06-0015-03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新时期党的执政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对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具体部署。“和谐社会”的提出及其构建实际上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质量目标,表明执政党关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由效率优先变为更加注重公平和正义,更加注重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而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和长期的过程。本文试图从政治资源配置的视角来解读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政治资源和政治资源配置
  
  “政治资源”概念的产生来自于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它是随着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对政治的内涵和功能的认识发生变化而产生的。美国当代著名的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首次将政治体系的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之中,认为“为了便于实际研究,有必要把政治学描绘成探讨人们如何为一个社会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问题。”〔1〕(p123)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源来保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和有序发展,这样,经济学上的资源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被借用到政治学研究之中去。
  虽然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提出了政治资源的概念,但政治学家们对政治资源的表述各不相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因而政治资源包括金钱、信息、食物、武力威胁、职业、友谊、社会地位、立法权、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2〕(p47)阿尔蒙德把政治资源定义为“支持候选人的公民的投票,议员的投票,文官集团的支持以及在录用和决策中可能加以动用的武装力量等。”〔3〕(p233)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基恩(John Kane)把道德资本看作政治人物所拥有的一种政治资源。他认为:政治领域离不开对政治人物的道德评价,或者说道德评价本身就是政治的一个固有部分。人民对政治候选人、政治领导人的积极或肯定的道德评价对于这些政治人物而言就是一种政治资源,这种政治资源被称作“道德资本”,而对政治人物否定的道德评价往往导致其道德资本流失,道德资本的流失又导致政治合法性危机〔4〕(p6-11)。中国国内有研究者认为,政治资源是维持政治共同体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力量与源泉,它同任何物质资源一样,都在一定的环境中生长、积累、消耗、再生长,从而维持着政治共同体的延续,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落都将导致政治共同体失去其存在的理由。〔5〕(p36)
  综合国内外研究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政治资源是指能够使政治行为主体对政治客体发生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变迁、维护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物质与非物质因素的总和。对政治资源涵义的理解,需要把握这样几点:
  第一,政治资源首先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它和社会资源的关系是资源的属类关系,它和其他资源一样具备资源应有的共性。
  第二,政治资源是用于政治目的的社会资源,与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政治资源区别于一般社会资源的地方。判断一项社会资源是否是政治资源,关键是看这项资源对于政治主体实现其政治目标是否具有价值或作用。例如,物质财富本身并不是政治资源,但是如果它被用来发挥政治效用,那么它对于政治主体而言就是政治资源。
  第三,政治资源的涵义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政治资源一般是指国家权力,而广义的政治资源则多种多样,形成了政治体系成长的资源系统。本文是在广义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
  第四,从政治资源的层次上讲,既有个体意义上的政治资源的表现形式,也有集体意义上的政治资源系统。就个体意义而言,政治资源的主体通常是指政治生活中的人;就集体层次而言,政治资源的主体非常广泛,政治社团、政党、民族国家等往往是政治资源的拥有者。
  根据政治主体的不同,政治资源可以分为个体性的政治资源和集体性(包括国家和社会性组织)的政治资源。从政治资源的表现形态来看,可以把政治资源分为实体性的政治资源和规范性政治资源两个主要部分。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我们可以具体地把政治资源的组成图示如下:
  政治资源实体部分政治实体政治权力
  政治组织
  经济实体国家财政
  国有企业
  规范部分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
  所谓政治资源的配置,是指一个社会中政治资源总量在各个政治行为主体、各个不同的政治使用方向之间的安排与分配。政治资源配置状况,不仅反映了政治资源在各个政治主体中的静态布局,而且也体现了政治资源在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动态流动。
  
  二、政治资源的配置与和谐社会的相关性
  
  1.政治资源的配置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
  政治资源的配置往往呈现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形态。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根据政治权力的配置在一人、少数人、大多数人手中,把政体相应的划分为君主、贵族和共和政体。现代政治学家达尔认为,政治资源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以不同的方式分布。除了一些重要的例外,在农业社会的国家中政治资源分配最不平等,工业国家次之,处于高度大众消费阶段的国家最小。〔6〕(p96)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社会形态的政治资源的配置其实都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但不平等的程度却随社会形态而异,良好的政治统治和政治秩序往往意味着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反之,社会和政治冲突往往源于政治资源配置的极端不均。由于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资源相对稀缺的世界,资源的稀缺性和有效性导致了人们对它的激烈争夺。人类又有着天然的利己本性,虽然社会生活中不乏大公无私的人,但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实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首先关心的是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利益。在社会资源分配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喜欢较大的分额而非较小的分额。这样,人类利己本性的无限膨胀与现实资源的匮乏就导致人们在资源的争夺中,不可避免地形成利益冲突。而在资源争夺的过程中,政治资源往往是人们和政治组织角逐的重要对象。因此,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与制度设计,使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受到公平的待遇,对于每个政治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使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之间均等分配。因为,那样做既不可能,也违背了政治资源配置的规律。这样,政治资源的不均分配往往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社会分化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往往有助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但极端的社会分化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往往诱发社会冲突。如果对由于政治资源的不均分配导致的社会分化不加调整和控制,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影响社会的稳定,造成社会不和谐。
  2.和谐社会应当是政治资源配置得当的社会
  如果承认社会冲突与不和谐源自社会资源,尤其是政治资源配置上的极端不平等,那么合理得当的政治资源配置就是和谐社会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并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也要求政治资源的配置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符合公正与效率,最大限度地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不同利益群体在改革中享有的资源不同,分配的利益也不尽相同,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冲突。要解决现阶段的冲突与矛盾,应该协调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资源和利益分配机制,达到动态的利益均衡,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此,这就要在承认合理的社会差别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合理的社会激励机制,把政治资源尽可能地公平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从而使全体人民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具体来说,就是要使国家财政或物质性资源的配置能够实现公平合理,使社会各个阶层能够各取所需、人民安居乐业,物质性资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使人民普遍实现小康社会的生活;在政治制度的配置上,建立合理的制度安排,在既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框架之内,政权体系保持有效协调运作, 各个国家政治权力机关既能有效地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履行政务的各种主体之间以及政务主体与工作对象之间处于良好的合作与相容状态;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础上,调节各个政治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依法保障政治主体的合法利益,规范其利益行为;建立国家与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政治治理模式,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有效地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之间的平衡与内部子系统的协调。
  
  三、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来看,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是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指科学合理地安排不同类型的政治资源的使用,使政治资源的使用能够最大地发挥效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汲取过去政治资源配置中的经验,直面当前政治资源配置中的问题与不足,根据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形成政治资源配置的战略性方案。
  1.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是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
  现代和谐社会的根本在于制度。自有国家以来,一切文明都需要制度支撑,制度为社会的有序和谐运行提供保障。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是一切社会科学和哲学必须直接或间接回答的问题。从古至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往往提出两种路径供选择:其一是寄希望于改善人类的道德能力。实践证明,虽然人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成功的可能性使人怀疑;另外一条路径的出发点是:人就是他现实存在的样子,存在着道德上的弱点。这种现实限制着社会可以达到和谐状态。但是,在这些限制之下,人们仍然有望通过恰当的规则设计、制定和维护,获得可持续的社会秩序。因此,“我们需要社会规则……只有那些浪漫的无政府主义者才会认为,人们中间存在着‘自然和谐’,即使没有任何规则,他们也能消除冲突。我们需要共同生活的规则,其简单的理由是,没有规则,我们必会陷入争斗。”〔7〕p3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一套完备的社会制度体系,它对于保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正常运转,调节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是至关重要的。从当代中国政治的实践来看,由于制度资源供给的不足和制度缺失,曾经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邓小平对此曾经作过深刻而精彩地总结,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8〕p??333因此,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来看,制度构建和制度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制度的优化配置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国情,制度的配置必须符合中华民族自身的特点,符合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规律,同时要注重现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2.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是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财政资源的配置,应该让绝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化解市场化过程中由于资源配置不均衡所形成的矛盾,调整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增加社会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财政资源配置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是财政配置的“缺位”与“越位”并存,它一方面造成了财政资源的大量流失与浪费,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真正需要的财政资源又得不到保障或捉襟见肘。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实质上是不规范、非制度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社会主义的国家财政规范化、制度化,以更好地为全体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产品。因此,应抓住构建和谐社会的机遇,构建以人民为主体的公共财政体系。社会主义的财政应由人民当家作主,高效地为人民服务,为公共需要服务。财政收入来源于人民,更要服务于人民,国家财政应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公正、公平、公开、高效地提供国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要加强和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强化公共财政体系的监督体系,特别要强调广大纳税人对财政资金运行的管理监督权,加强财政部门对政府部门滥用财政资金的制约权力,以形成对财政资金的收、支、管、用进行全方位和全过程监督的新格局,时时公开财政信息,推动财政透明化,落实财政资源配置的责任。
  3.和谐社会构建的保障是意识形态的优化配置
  人类社会的活动形成了不同的领域,社会要想和谐,首要条件就是各个领域之间不相互干预和彼此冲突。当然,人类社会活动领域本来是各不相干的,人们把它们的相对边界划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其实是一种理论上的习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层次越来越多,划分出的领域也越来越多,而且相互之间的交叉和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所以,“意识形态才可能作为对事物的一种主导或统治性看法,用来整合和维系不同领域活动的合力,也就是各领域的活动都遵从某个规范理念来调整自己的运作规则和方式。”〔9〕p120因此,意识形态一方面是对包罗万象的关系的一种抽象,它使各种社会因素在同一时空中的活动得到根本维系;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功能局限,规定着各种领域活动的形式和效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既是政治体系进行政治整合的重要资源,同时也起到价值导向作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人类活动领域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整个社会由“不和谐”向“和谐”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理论体系的确立和完善,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增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有助于减少社会转型中的矛盾与冲突。当前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一方面确认了社会阶层或社会集团的现实利益和目标追求,即社会和谐理念的确立;另一方面对和谐社会未来发展的图景进行设计,并对设计的理想目标在未来实现的可行性上进行理论的论证,从而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和对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10〕p84现阶段意识形态的配置应紧紧围绕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大价值目标,有效地赋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合理性的价值基础,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成员中的社会认同和政治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具有开拓创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能力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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