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概念界定
1.1全面二孩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重大决策，即“全面两孩”政策[1]“全面两孩”政策第一次实现了生育政策的统一，在全国不分地区、不分城乡、不分民族、不分家庭类型地统一放开二孩生育，引发了大至国家各领域各部门、小至家庭每一代每个人的关注。
1.2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是人们对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具体包括意愿生育子女数量、意愿性别和生育时间3个维度。生育水平、生育意愿和政策生育潜力的变化不仅关系到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也关系到家庭结构、血缘关系、亲属网络、经济和社会结构等。
二、国外研究综述
（1）人口经济学角度。莱宾斯坦是用人口经济学理论研究生育的先驱者之一，认为影响家庭生育决策的因素是孩子的成本及效用的比较，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中的孩子数将减少。贝克尔从孩子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角度来探讨家庭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数量一质量转换理论”，认为决定生育的内在机制不是孩子的质量，而是母亲的质量，时间分配理论把家庭生育影响因素的焦点从孩子转移到了母亲身上。另外伊斯特林（Richard A. Easterly）的“供给―需求理论模型”、奥肯的社会阶层收入与孩子价格理论等等都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生育议题的相关理论，为生育意愿、抉择、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人口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学家对影响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的因素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如摩尔的生育功能理论，提出了人口对于一个社会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法国社会学家阿森?杜蒙特的社会毛细管理论，指出提升社会地位是影响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澳大利亚人口社会学家凯德威尔的代际财富理论认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的革命是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条件，生育本质上是个人、夫妇、家庭在衡量经济收益后，对未来预期回报的投资形式，家庭生育子女的数量需求取决于生育与家庭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判断。
三、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关于生育意愿的各类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伴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强化同步推广的。中国的计划生育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走过了三十余年，期间中国的生育率实现了持续、快速的转变，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学者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二十八年间中国累计少出生人口在2.64亿～3.20亿之间，总人口累计少增加2.31亿～2.99亿人。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最小贡献为57.88%，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贡献了61.21%。中国计划生育部门在过去的30多年中相继开展了多次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和研究，这些调查主要关注育龄群众对理想子女数量和性别构成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乡群众的理想子女数量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性别偏好的弱化则相对缓慢，人们最普遍的理想是生育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庄妍儿（2014）认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政策以及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石智雷，杨云彦（2014）研究认为农村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略高于城市；育龄妇女年龄越大，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文化程度越高，城市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越弱，农村育龄妇女二孩生育意愿反而越强。就业迁移明显降低了农村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和男孩偏好。郑真真（2014）认为理想子女数、期望生育子女数、生育意向和生育计划之间相互关联，但概念不同，作用也不同。理想子女数变化缓慢且滞后于生育率变化，适用于对群体生育观念变迁的回顾性研究；期望生育子女数可视为群体有可能达到的最高终身生育水平；较强的生育意向和具有明确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对预测个体生育行为和估计群体变化都有应用价值。杨菊花（2015）得出两点初步结论：一是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意愿已成为一种“新常态”，政策调整虽可能释放出一定的生育潜能，但难以使生育意愿出现较强反弹；二是对男孩的需求依旧是刚性的，这会使生育数量意愿具有不确定性，进而使中国的生育率不会像韩国或日本那样低。
四、“全面二孩”政策下生育意愿研究综述
徐俊（2014）认为，“单独二孩”只能作为短期的过渡政策，应摒弃“人口是负担”的传统思维观念，尽快放开二胎，提倡适度生育，以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繁荣。
魏下海（2015）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对我国人口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综合判断。我国人口增长势头已经大大减弱，总和生育率已长期低于更替水平。其中：人口老龄化态势异常迅速，劳动年龄人口连续四年减少，失独人群明显扩大，适龄人口生育意愿显著降低，生育成本急剧上升，生育观念、家庭观念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低生育、少子化和长寿化成为人口新常态，这些都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和人口生态安全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穆光宗、王本喜、周建涛（2016）认为在低生育时代，中国要真正实现想生敢生、应生尽生、愿生优生的适度生育目标，必须尽快出台有效的配套措施以及针对家庭和儿童的福利政策，推动社会福利家庭化和生育成本社??化进程，努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陶涛、杨凡、张现苓（2016）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张晓青，黄彩虹，张强，陈双双，范其鹏（2016）“全面二孩”政策家庭更主要从一个孩子的风险性方面考虑二孩生育，“单独二孩”政策家庭则更多从自身养老和精神需求的角度做出二孩生育选择。
本文利用云南省少数民族育龄妇女家庭调查数据，对“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进行量化测度，分析少数民族育龄妇女的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对其态度的影响，特别关注经济水平、代际关系、健康状况和生育观念观念等因素对支持子女生育二孩态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