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政府施政方针策略的变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起决定性作用。庚子国变之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为挽大厦于将倾，清政府决定实行新政，力求改革。自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以来，济南社会政治生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袁世凯在清末新政前出任山东巡抚，在稳定山东局势后即着手筹备山东新政，一定程度上开全国各地新政之风气。自其之后，山东历任巡抚大都能较好的践行袁世凯的山东新政计划，紧跟中央新政步伐，全面开启山东现代化建设。省会济南近水楼台先得月，正所谓"县为省会，有开必先"，[1]新政成效尤为显著，城市社会政治生态变化显著。
20世纪初济南社会政治生态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中外之间关系，对待外国势力的态度方法发生变化。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以前，济南"是清帝国最保守的城市之一，明显厌恶任何外国事务。除极少数例外，外国人同中国官员之间没有交往，而人民总体上则保持激烈的敌对态度"。[2]最明显的体现是19世纪末义和团首先在山东兴起并很快达到第一个高潮，义和团本属民间组织，随着外国势力的侵略，民族危机加重，义和团愤而起来反抗，打出"扶清灭洋"旗号，恰值此期间的山东巡抚多以保守顽固著称于时，尤以张汝梅、毓贤为甚。济南虽不是义和团的发源地，但其靠近义和团发源地鲁西南，再加当局施政方针政策的影响下，济南义和团发展也较快，从上到下带有明显的排外情绪。而自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变化，1883年来华，1890年奉调至济南的美国医生传教士、后来担任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倪雅各博士1910年回顾清末新政后山东及济南的变化时说：新政之后，"该省官员同他们的海外来客之间，存在着一种友好的感情，袁（世凯）之后的几位继任巡抚，经常在正式宴会和一般接见时招待外国人，任何同他们打交道的外国人，都很容易接近这几位巡抚。统治者态度的变化，在百姓身上也反映出来，数年前那种普遍的辱骂性言词，现在几乎听不到了"。 [3]山东自袁世凯之后的新政，大多有外国人的参与，新政计划的制定，山东大学堂及其他新式学堂的创办，济南自开商埠的建设等等都有外国人的身影。事实证明，虽然近代以来我们饱受外来势力的侵略，但要想摆脱落后，挽救危机实现富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盲目排外带来的只是进一步的侵略。20世纪初，济南对待外来势力态度的转变，使济南的现代化迅速发展。
济南社会政治生态变化的具体主要内容是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悄然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
工商阶层力量的发展。近代以来的西方侵略，使清政府逐渐认识工商业的重要性，"通商惠工为古今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4]清末新政时期，发展工商业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山东巡抚积极响应中央新政的号召，致力于发展工商业，于1901年既由袁世凯创设山东商务局以鼓励工商业的发展，1902年，又颁布了《山东商务局章程》，明确提出了"商战"思想，"今天下弱存亡之故在商战而不在兵战"，1908年1月山东巡抚吴廷斌设立创业道，作为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总机关。创办官办工艺局后改为工艺传习所作为工商业发展的示范，并成立专门学堂培养工商业人才。在当局的政策支持、外来势力的刺激和工商业者的努力下，山东特别是济南的工商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工商阶层力量也逐渐发展，"商"已不是末业，开始在地方社会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再是脆弱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游兵散勇"，而是一个组织起来的社会化的阶层队伍，商人在城市社会结构中的这种位置的变化，在宣告济南传统城市社会结构走向解体的同时，也预示着城市现代化取得了具体的进步。
士绅阶层的转变。士绅是对中国社会一个群体的称谓，这个群体的成员通过科举考试、捐纳等途径获得功名，地位相对尊贵，在家乡享有一定的威望，作为官民之间的中介，他们为家乡各项事业建设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方式传入中国，一些士绅对西方先进文明产生兴趣，有感国家民族的危机，尤其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之后，士绅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再加清政府新政的影响，于是利用自身的能力资源投身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角色逐渐发生转变。士绅的现代化转变有多向性的特征，工商业、教育、文化、法政、地方自治、宪政等领域都有士绅的踪迹。其中最重要的是士绅向工商业的转变，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一个独特的绅商阶层，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这个阶层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建设，对外国经济侵略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士绅阶层向各个领域的转变并不是单一的，一个士绅可能同时转向几个领域，这种转变的士绅阶层受当局政策的引导同时对当局新政的建设起到促进作用。济南作为山东新政的率先展开地，士绅阶层的转变尤为明显。
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清末新政，始于教育改革，兴建新式学堂是教育改革中极其重要的一项措施，济南在20世纪初历任山东巡抚的努力下，形成完整的学堂体系，兴建了一批新式学堂，教育改革成效显著。新式学堂的学生接受的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有很大的区别，他们更多的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思想，另外再加留学教育的发展和教会学校的发展，20世纪初的济南出现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成为社会生态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