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深具家国情怀的启蒙思想家，一生都心系中国命运，探索中国出路。从戊戌变法时的保皇到流亡日本时的革命倾向再到考察美国后放弃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梁启超的政治观多次发生改变。梁启超政治观的改变，绝不是因为“善变”，而是通过深刻思考作出的严肃选择。
虽然梁启超自美国返回后一再宣扬“革命”、“共和”不适合中国，但历史并没有像梁启超所希望的那样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试图走上美国式的共和道路。在民国建立后将近十年间，梁启超在推行宪政的道路上屡屡碰壁，并没有太大的作为，从而使他对中国政治现状非常失望。直到1919年一战后，梁启超争取到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开始了对欧洲的考察，使得他的政治观再一次发生了改变。本文从梁启超赴欧洲游记《欧游心影录》出发，通过他欧洲的考察，探索其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及自身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
一、考察西欧政治制度与探讨社会主义
在到达英国之初，梁启超便感受到了一战给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比如他住的地方甚至连煤都无法正常供应，让他亲身感受到了战后欧洲社会物质的匮乏，使得他不再一味地推崇西方的政治制度。在文中他说：
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角上筑筑摇动起来。他的寿命，竟没有人敢替他保险。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老倌，也一个个像我们一般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①。
梁启超将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归咎为西方社会过度相信科学万能“为什么没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过信‘科学万能’。”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周身的物质环境、生活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被物质的利害关系所取代，从而导致人们越来越注重物质、利益与竞争而忽略了精神生活。梁启超将一战和战后欧洲社会的凋零归咎于“科学万能”思想所导致的重利主义，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军阀横行，社会止步不前，原因也在于此。这一所见所感，使得梁启超不禁在游记中大声疾呼“科学破产”。胡适在给张君劢的《科学与人生观》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人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③。
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这一观点，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使国内学界开始了关于“科学万能”与“科学破产”的激烈辩论。虽然在后来的辩论中，梁启超大多被划入“科学破产”阵营，但实际上他在游记中明确注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④梁启超希望国人能够认识到西方因为过度发展科学技术带来的严重后果，客观看待科学的价值，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不要忽略中国文化传统。经过对欧洲的考察，梁启超更意识到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这也是他在晚年退出政坛潜心治学的原因。
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让梁启超与多年前在纽约考察时一样，再一次察觉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社会现状，这一社会现状引发了严重的阶级矛盾，矛盾愈发的激化使得欧洲各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工人运动。除此之外，当时俄国革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一心为中国寻找出路的梁启超必然要考察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结合对欧洲社会的考察，梁启超认为之所以产生社会主义主要是工业组织的偏畸所导致的。“因为工业组织发达的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所得都是对症下药”⑤。那么在他看来，中国虽然有工厂，但是工厂依旧采用传统的中国式运行机制，因此中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工业，显然如果把社会主义生搬过来应用，起不到对症下药的作用，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虽然这一观点在现在看来有些老生常谈了，但是在社会主义产生之初梁启超便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可见其超强的洞察力，同时也源于他能够时刻站在中国国情的角度上看待西方社会。因此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梁启超在游记中表达得非常明确，虽然他肯定社会主义学说的价值，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⑥但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能够适用于当时的中国。“至於太过精辟新奇的学说，只好拿来做学问上解放思想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⑦除此之外，如果实行社会主义，必然又要进行社会革命，对于革命，梁启超依然抱着与考察美国时相同的态度，认为“革命都是出于不得已，并非吉祥善事，免得掉还是免掉的好哩。”⑧
通过对欧洲社会的实地考察，梁启超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认识到了全面推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这使得梁启超的政治观有所改变，不再如赴欧洲考察前那样在政治制度上主张全盘学习西方。但是面对新兴的社会主义，梁启超并不认识它能够作为适合中国的出路。从他回国后发表的文章，以及积极推行国民运动、促进联省自治的行动来看，梁启超依旧倾向于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考察国民精神与推行国民运动
与考察新大陆时一样，在欧洲的考察使梁启超再次感受到了西方人所具备的更加成熟的民主、国家意识和法制精神，对于这一点，虽然距离其考察美国已将近20年，中国人民的开化程度较清末也有了进步，但依旧与西方国家人民存在较大差距。
当梁启超去英国的下议院旁听的时候，他在游记中写道：
我听了双方辩论两点多钟，真是感服到五体投地。他们讨论国家大计，像似家人妇子围在一张桌子上聚谈家务，真率是真率到十分，肫诚是肫诚到十分。自己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⑨！ 对于英国人这种民主精神，梁启超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在游记中的多处，梁启超都赞叹了欧美人所具有的成熟的法治精神：“欧美人的社会，大而国家政治，小而团体游戏，人人心坎中，都认定若干应行共守的规则，觉得他神圣不可侵犯。”⑩而“我国人这种观念，始终没有养成。”{11}显然，关于法治精神这一点，梁启超对国人并不满意，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人与欧美人的差距。从辛亥革命成功开始，梁启超一直致力于推行宪政，建立国会，修订宪法，但是由于中国人从高层到普通百姓，普遍缺乏这种法治精神，高层作为下达命令的人为所欲为，视规则于不顾，而服从命令的人只管执刑命令同样忽略规则，从而导致中国依旧掌握在少数军阀的手中。面对中国人这种民主和法制精神的缺乏，梁启超的观点与赴欧前有所改变，他改变了自上而下开启民智的政治观，不再寄希望于少数几个开明人士，转而主张通过国民运动直接从普通百姓下手才是提高中国人民民主和法制精神的最好办法。
对于国民运动，梁启超有自己的定义和标准。首先，他认为真正的国民运动是全国真正良善人民的全体运动，青年是国民运动的主体。虽然把青年作为国民运动的主体，但是他并不支持学生罢课、放弃学业，甚至将进行国民运动作为专门的职业。相反，他更希望学生通过学习新知识武装自己，使思想更加开放，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在这一基础上，梁启超希望青年学生能够将国民运动所要宣扬的精神坚持到底，并设法影响周围的同辈和长辈，使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在国民运动的持续时间上，梁启超用法国大革命激励国人，不要急于求成，由于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在新思想的灌输上需要慢慢进行。从支持自上而下的精英带领国民进步到宣扬自下而上的国民运动是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后政治观的最大改变，而这一改变反映到政体结构上则是梁启超在回国后积极推进联省自治运动。
民国初年，梁启超之所以选择和袁世凯合作，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牵制国民党的势力，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与国民党政见的不同。作为亲美派，国民党主张地方分权，而自从访美归来，梁启超则更倾向于中央集权。经过对欧洲的考察，梁启超在游记中便多次赞叹西方的地方自治，回国后更是开始致力于联省自治运动。
无论如何，任公在民国九年至十二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尤其是与湖南省宪的关系最深。他不仅是湖南省宪法的创稿人，同时又是该省宪法实行的维护者{12}。
政治观的改变源于梁启超对欧洲社会的实地考察，对于他们有了更加透彻的认识，看到了他们成功的地方，也发现了他们的弊端。但是梁启超本身的经历及他所带有的中国视角在他政治观的转变中也起着重要作用。1903年考察美国的时候，中国正在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因此梁启超认为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抵御外来侵略，然后在国家趋于稳定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开启民智。以后的20年间，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建立了国民政府，虽然外患基本上得到解决，但是并没有稳定下来，依旧处在军阀混战之中。民国政治的失败使梁启超意识到当权者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建立他所向往的民主政权，依靠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而赴欧洲的考察使梁启超更确认了这一点，由此促进了他政治观的转变。
这也恰恰证明了梁启超是时刻从中国的时代背景出发看待西方的。但是，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也使梁启超看待西方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深入和全面。如上文所提到的梁启超在游记中所记录的在下议院旁听时的文字，为读者呈现了一个非常民主的场面，但是关于下议院的权利有学者却给出这样的描述：
在20世纪初，每年只有10―15件私议案能在议会通过。有些议员忍无可忍，大声抗议他们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甚至失声痛哭。对此情况，美国宪政学家罗威尔评论说：英国“下院解决时间问题的办法，是把大部分时间划给政府，由它去随意使用，把剩下的时间划给议员，让他们去争夺。”{13}
显然下议院的议员并不像梁启超在游记中所呈现的那样能够完全参与到国家的政治中，真正的权利依旧在内阁手中，这就说明了当时英国的政治也越来越趋向于中央集权。因此不难看出，梁启超在游记中展示的西方民主是有所取舍的，他将更符合他政治主张的方面展示出来。虽然他不再完全信封西方的政治制度，在思想方面更是主张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结合，但是显然对于西方的民主他还是非常向往的。这就导致了他从特有的视角出发，更多地展示了议员们激烈讨论议案，严格遵守秩序，却没有展示他们面对权力限制时的无奈。或者说中国当时最缺乏的政治启蒙使下议院如火如荼的讨论形式吸引了他，使他没有再关注或者深入思考当时英国政治制度的微妙变化。
作为考察欧洲的游记，《欧游心影录》详细地展示了梁启超对欧洲的考察过程及对中国出路的不断探索。他的富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身份使他的考察带有着独特的中国视角，这决定了他考察的内容也部分地导致了他的考察并不是完全的全面与客观。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论述都深刻地体现了梁启超对于欧洲社会的观点与看法，它为当代知识分子了解世界、认识西方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
注释：
①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8.
②同上.17.
③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M].合肥：黄山书社，2008，9.
④梁启超.欧游心影录新大陆游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20.
⑤同上.51.
⑥同上.49.
⑦同上.52.
⑧同上.51.
⑨同上.92.
⑩同上.44.
{11}同上.45.
{12}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207.
{13}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