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13-02
传记作为一种学术文化的形式，有着其特定的社会作用，传记作品以人为主，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样人作为社会的基本要素，影响着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方向，传记作品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在个体上的缩影，反映了传主所处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的情况，当代学者及普通大众可以从中提取有利于时代、有利于个人发展的经验教训，这不仅是传记作品对社会的学术贡献，也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以史为鉴，促进当今社会的发展。传记史学的社会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主要有史料保存、教化、借鉴的功用。
首先是史料保存功用，历史给后代遗留下来的记录基本分为文字史料、实物史料两种，传记史学当属于文字史料一类，传记作品最基本的原则是真实，因此在传记材料的选择上必须严格符合历史事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传记作品是一种档案文献，史传合一不只是理论上的讨论，在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司马迁《史记》纪传体的创立，将历史人物的主要经历与各朝代历史相结合，完整地再现历史本来面目，保存大量的史料。传记作品在记录历史事实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第一，传记作品的内容包括传主的生平、主要人生经历、社会关系以及思想、社会影响等方面的成就，不仅记录了传主生平的真实情况，也对与传主相关的人物进行了叙述，在这些内容中从侧面反映了社会的整体状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第二，传记作品的材料大多选取于档案文献，以及引用传主的日记、书信等原始材料。这些材料有助于增强作品的真实性，但在文献资料的选择上必须秉持真实原则，对所选材料进行考证，历史传承的过程中，大量历史真相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描述、不同的政治倾向，尤其中国历史经历了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在思想意识领域有革新性的转变，因此，在选择传记材料时必须排除政治思想的干涉，客观公正地考证鉴别，保证传记作品的真实，同时订正历史史料，使最符合历史真相的材料保留下来。
传记作品的记录功用不仅是史料的留存，更重要的是将历史、现实的代表性人物以生动的形象镌刻在大众的心中，摆脱史书的枯燥，将人物的各方面成就与大众的记忆相融合，全面地展现传主的社会价值及历史作用，传记作品对人物的刻画不仅丰富了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也将传主的个人历史与时代的整体历史相结合，全面构建史学体系。
传记史学将文学的写作手法融入到史学作品的创造中，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贴近群众生活，对于读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在这些典型人物的经历中，大众能从中寻找到与自己生活经历相似的片断，从而对个人的人生起到教育、借鉴的作用。中国传记自起始就与自然崇拜、英雄崇拜有很大的关系，当代的传记作品大多是以各领域的精英人物为传主，这些人物的经历对于普通大众是一种精神上的激励。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传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功用就是对当代人的借鉴作用，从社会层次讲，传记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总结历史，吸取各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利于当代社会的发展，梁启超认为“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传记史学在内容与形式上皆以历史的最终目的为原则，为现代人服务，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记作品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初期英雄人物是传记领域的主体。在十年“文革”中，各领域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传记发展也处于低谷时期。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传记得到了蓬勃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传主范围、题材内容及发表和出版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一些避讳性的历史问题及政治禁区也开始受到关注，传记作者能够客观地写出传主的经历、功过等，还原历史的真实，提出作者独到的见解。这样促进了传记质量的提高，在写作手法上，一些传记作家既注意继承《史记》以来中国传记创作的优良传统，又重视学习西方先进的表现手法，在保持传记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的同时，赋予一定的文学色彩及艺术特征。总体而言，中国当代的传记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中国当代传记作品的丰富，是紧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而来的，政治环境的稳定，学者地位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传记史学的发展，扩展了传记史学研究的领域。
传记作品的大众化首先表现在传主范围的扩大，思想的解放直接导致当代人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认识，在改革开放之前，学术界为迎合政治斗争的需要，过分强调传记史学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使传记作品偏离真实、客观的轨道，从政治角度出发取舍传主材料，使传主片面地呈现在公众面前，错误地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同时改革开放之前的传主选择比较单一，受政治思想的束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体现革命者对新中国的贡献，一些传记作者纷纷为革命英雄人物立传，这类作品虽然极其丰富，其中也不乏优秀的著作，但大部分将领袖人物、革命先烈们人为地拔高、神化，这种情况在“文革”期间表现得更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开放的思想纠正了这种错误，对于历史人物给予了正确的评价、认识，学术界能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叙述传主的一生，这在一定范围内为传记创作提供了素材，同时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肯定，使更多的普通人进入了传记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传主的选择。
其次是读者人群的普及化，传记作品越来越受到普通群众的关注和熟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记创作被人为地设置了种种“禁区”，尤其是在“文革”期间，无论是学者还是普通大众，时刻以阶级斗争为纲，对于不允许碰触的人物都采取回避政策，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这种“禁区”突破，传记作者能够冷静客观地分析传主人物，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能不回避历史问题，不以政治立场的不同，而对传主进行不公正的记述，真实再现被解禁人物的一生，自然能够引起读者极大的关注。而从读者自身出发，分析这种普遍化的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传记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能在其中寻找到我们需要的一种精神、一种经历，对于历史伟人的敬仰，促使我们去探寻他们的人生经历；对于成功人士的崇拜，促使我们去追寻他们的脚步。在传记作品中，我们能够从传主的人生轨迹中找到个人的生活目标，能够审视自己的人生态度，因此在这种精神需求的引导下，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群众关注传记作品，正是这种大众化的需求，才促进了传记作品的繁荣。 传记史学的这种大众化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普通大众为传记史学创作提供素材，另一方面传记史学也拉进了大众与史学的距离，对于历史的普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传记史学的发展与其他领域、其他学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将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方法引入传记领域，使传记史学不再局限于史学及文学的范畴，向一个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研究方法、写作方法的多样化，使传记史学能够以更为科学、严谨的方式向前发展。传记史学的研究不再仅限于阶级分析等传统方法，也开始注重与当代一些先进的方法相结合。例如现代的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传记史学有重要的影响，不仅使传记作者更容易把握传主的心理活动，同时也能增强读者对传主的认识理解。传记作品是以人为主，让人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感悟人生和认识人性，在细微处体会传主的心理活动，并能够根据心理活动的变化深刻理解传主的人生经历。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传记领域，是传记史学发展的重大突破，例如对于洪秀全的心理研究就能很好地说明心理分析方法对人性理解的重大作用。洪秀全在第三次秀才考试失败后，大病一场，做了大量怪梦，洪秀全个人的理解是上帝授其击灭“阎罗妖”的“大任”，但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则被认为是洪秀全对追求科举功名痴狂状态的心理折射，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个人的自卑感作祟，“这种自卑感实际就是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和权贵亲属，以致科场屡败，但作为宿命论者，他没有意识到个人悲剧是社会造成的，因而只能在无意识的梦幻中做出补偿行动、与命运抗争，在病愈之后，他依旧在科举道路上进行无望的跋涉，没有进行反抗。或许，他认为与命运的抗争是徒劳的，1843年科举又一次失败后，他只能做无奈的忧愁、烦闷和迷茫，但这种看似无所谓的自我伤感正是他在细读《劝世良言》后采取现实补偿行动的源泉”[2]。以洪秀全为个案，可以更真切地意识到心理学知识对传记人物的作用，有利于读者在庞杂的史料中，准确定位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对传主有更为科学、更符合人性的认识。
在写作方法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传统的传记史学，例如《史记》等基本是史家直接记述，而当代不再以传记作者为主要叙述主体，一些作品以采访对话的形式进行记述，这类作品的叙述者一般都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这样更为生动地再现历史情境，这种写作手法上的变化有利于传记史学作品更贴近大众，贴近生活，只有与群众融合在一起，传记史学才能有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
其次，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记史学的普及，在当代这样一种信息社会的状态及环境下，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影响日益严重，文字不再局限于纸张的束缚，各种各样的传播渠道为传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传记的自身优势看，传记作品的传播渠道更为广泛，首先是大家所熟知的书籍是传记作品的主打媒介，但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科技的提高，传记作品的传播方式被赋予了更多的种类，如网络、电子书籍等类型，这些新兴的传播方式更有利于将传记作品推向市场、面向大众，并被社会接纳。尤其是网络的普及，使传记作品多了一个更快、更强、更广的传播渠道，网络广泛使用的另一社会功用就是“为平民为自己作传提供了媒介基础。因为新媒体的到来，传记文学的样式在无限拓展，掌握了‘话语主动权’的现代人们开始用‘博客’的样式记录着自己的生命历程。这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别样的‘传记文学’”[3]。因此，可以说这种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传记史学作品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社会效果。
传记史学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可喜的，在社会稳定发展的大环境下，一些禁区将被打破，一些档案也将逐渐解密，写作的范围及写作的材料都将得到很大的发展和丰富，这将直接促进传记史学作品的创作，推动传记史学的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