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3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政府将“走出去战略”上升至国家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向海外投资，以更好地利用海外的资源和市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投资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2012年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额达到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中东为中国企业提供机遇的同时也暗藏着巨大的风险。作为海外投资中最大、最不可预见的风险，政治风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中东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中东复杂的投资环境和中国企业在该地区投资现状，剖析当前中国在该地区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并对如何防范和应对中东政治风险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企业在中东地区的投资状况
中东一直是国际政治的热点地区，也是国际公认的世界上投资风险最高的地区之一。中东政治上的不稳定使得西方对在这一地区的投资顾虑重重，这在客观上也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机遇。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东在中国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中的份额不断增长。1999年中国向中东出口64.7亿美元，进口38亿美元。到2012 年中国向中东出口已经达到1210亿美元，进口为1600亿美元，贸易总额高达2810亿美元。相比之下，中东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份额比贸易量更为可观。虽然石油和天然气仍然是当前中国企业在中东投资的重点领域，但是随着中国和中东经济合作的加深，中国企业在中东的投资也更加多元化，特别是工程承包市场扩张非常迅速。从2003年到2013年7月1日，中国对中东投资、工程承包总金额为729.2 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工程承包总额的10.6%。
目前中国在中东的投资涉及油气、矿产、服务业、工程承包、电力、通讯、港口、化工等多个领域，包括海湾和北非在内的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投资对象国。近年来中国和多个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随着人民币跨境结算越来越被中东地区所接受，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著名经济学家樊纲认为，中国和阿联酋之间价值3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在中东、北非地区的贸易与投资活动。
自“阿拉伯之春”运动发生以来，中国与利比亚、埃及等国的经贸投资额出现一定下滑。但是，中国对部分政局、社会比较稳定的国家，例如：沙特、阿联酋、阿曼等国的经贸投资相对稳定，甚至稳中有升。 总的来说，当前阿拉伯国家政局的动荡并未阻止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的投资。事实上2013年中国对埃及的投资已经出现恢复性增长。
二、中国企业在中东投资的政治风险
中东素为全球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大国的介入使得中东局势错综复杂，成为国际政治的火药桶。中东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复杂多变也使中国在中东的投资也面临着多重政治风险。以利比亚为例，该国并非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更不是中国的重要投资对象国。然而2013年利比亚内乱使得中国在利比亚投资损失巨大。中国运用各种手段紧急撤侨，直接花费3亿元人民币；在利比亚战火中损失的中国财产达15亿元人民币。中国在利工程承包合同额188亿美元，最终损失可能达200 亿美元。 卡扎菲倒台后，中国与掌握政权的“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关于恢复合同和索赔商谈迄今仍无结果。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也坦陈中国企业在利比亚的工程项目损失惨重。
由于中东国家内部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中国企业在中东的不同国家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此外，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在中东投资的政治风险的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既有传统政治风险也有新的政治风险。具体来说，中国企业在中东可能遭受的政治风险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战争和内乱风险
战争和内乱是中国企业在中东投资面临的最为传统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抗性和突发性，而且一旦发生具有巨大的破坏性。战争使得国家处在持续动荡与不稳定之中，国内社会秩序急剧恶化，外国企业所在地的治安、交通、通讯等基本经营所需的条件得不到保证，使跨国企业完全无法正常运转。企业在战争中蒙受的经济损失一般无法得到补偿，即便投保战争险，其所赔付的金额也只是部分赔偿。战争风险还往往造成人员的伤亡。利比亚战乱中，部分中资企业机构和项目营地遭到了持枪持械歹徒的袭击，甚至还有一些人员因歹徒袭击而受伤。受战乱影响，中方驻利比亚的企业基本都停止了施工，工程项目被迫暂停，设备、工程款等被迫搁置甚至放弃。另外，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会反应在资本市场，打击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导致股票市场波动幅度明显，股市市场的恶化也进一步降低了投资复苏的可能性。
此外，战争可能造成政府违约风险。内战可能会使代表对立利益的一方掌控政权，新上台的政府可能完全改变原来的政策，取消外国公司原先享受的各种优惠条件，甚至以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为理由拒绝履行合同。2011年8月，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宣布将对外国根据战时对其支持程度划分战后商业利益，令中国在利比亚海外资产利益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2.宗教和文化风险
宗教本身不构成政治风险，但国外迥异的宗教、文化可能会构成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为统治性的宗教，宗教信仰和文化深入人们生活，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要求推翻现行的世俗政权，建立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神权国家。其中一些极端势力诉诸恐怖主义，制造暴力事件，造成一些国家的剧烈动荡。中东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和恐怖主义相结合，给外国企业投资造成严重的政治风险。近几年，在苏丹和埃及等地发生多起绑架、劫持中国工人事件。中东恐怖袭击事件频发以及相继发生的一些针对中国目标的恐怖主义袭击活动使得许多准备进驻该地区的中国企业望而却步，也给在中东投资的中国企业带来了不小的政治风险。
即使在伊斯兰温和势力占主流、社会经济稳定的国家，宗教主义也会对企业投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构成潜在的政治风险。以沙特为例，沙特社会的经济和商业活动受伊斯兰教法的相关约束，在沙特开办企业要严格根据伊斯兰教法，禁止从事如贩卖酒精、烟草、猪肉，禁止高利贷和获取利息。 伊斯兰教规中，最重要的是礼拜、斋戒和朝觐等活动。虔诚的阿拉伯人即使在工作时间或洽谈业务时间，也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前去礼拜。伊斯兰国家的作息时间也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一般是星期五休息，星期四下午则为周末。在周末休息时间与他们联系谈工作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行为。阿拉伯人的时间观念不是很强，有时会迟到甚至“爽约”。与欧美客商相比，阿拉伯人不太注重合同的严肃性，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往往出现脱节。他们想取消合同，常常以神的旨意为借口来终止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此外，阿拉伯人办事效率比较低，行政机构的办事程序繁琐、缓慢拖沓。在沙特、埃及等国，外资企业办事还经常遇到政府公职人员索贿。宗教造成的文化差异可能会成为中国企业中东投资的潜在政治风险。
3.法律和政策风险
政策变动风险是最常见的政治风险，近年来有些新的表现形式。大多数中东国家政治发育程度低，国家法制不完善。一些国家的政策缺乏连贯性，新政府上台后对上届政府执政期间签署的合同多方刁难，宣布搁置或单方面宣布中止已经生效的合同并不少见。这导致在一些投资项目中，政府违约率较高。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是将一些大型的由外资控股的能源、矿产开采项目变更为合资项目，并由本国控股。此外，随着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中东部分国家为保护国内企业和本国资源，通过立法或行政手段，改变了某些对外国企业的政策。这些新的政策风险主要包括了外汇管制风险、税收歧视风险、投资或持股比重限制风险、价格控制风险和行业进入限制风险等。如卡塔尔政府2004年颁布新法令，调整“睡眠担保人”政策，对违反者处以没收财产、罚款，使外国企业面临间接性征收风险，负面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外国企业。
法制不健全还导致的政府腐败和效能低下，致使企业的寻租成本增加而造成损失。部分国家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政府人员腐败现象严重。比如埃及办理外国投资项目手续的政府部门比如海关、税务机构，其工作人员在办理相关业务时，经常索要财务，且工作不按照正常程序操作，随意性较强，极大地损害了外国投资者的利益。
有些国家一旦面临国际收支困难极有可能主动或被迫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致使外商无法按时、足额收回到期债权、本息和投资利润。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还可能会加强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它合法收人转移到东道国境外。最近几年阿联酋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就采取了这样的政策，2001年土耳其危机时也采取过类似的政策。沙特近年来也制定了一些限制外资随意转移资本的法令。这些都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项目造成了重大损失。
三、中东投资的政治风险管理及应对机制
中国企业在中东投资面临着多重政治风险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分析投资中遇到的各种政治风险的类型，建立一套适合国内企业的政治风险管理机制，并采取各种措施，规避和应对各种政治风险，以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政治风险评估、预警机制
由于中东投资环境的复杂性和政治风险的多样性， 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强化政治风险意识，借鉴
国外企业对于政治风险的管理经验，尽快建立一套适合中国企业的科学、合理、有效的政治风险评估、预警机制。具体包括投资前的评估策略、投资中的多元化策略和风险发生后的补救策略。要充分了解中东国家的投资环境，随时掌握这些国家政治风险投资的动态变化。对东道国政府目前的能力、政治风险的类别及稳定程度进行调查分析， 以确定风险程度。评估、预警的重点是导致投资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政策，国家内部党派结构和各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重点监控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时刻关注所在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利比亚中方损失惨重的教训告诉我们：根据对政治风险的评估结果，在风险发生可能性极高或后果极为严重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可以选择撤回投资、退出东道国市场，从而回避风险、减少损失。退出策略并不意味投资的失败，在某些情况下，退出策略恰恰是规避政治风险的明智之举。
2.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
利比亚危机提醒中国企业在政治风险过高的国家投资将面临极大风险。中方独资使得风险愈发
凸显，造成的损失都要由中国企业承担，也不利于中国企业在风险发生后的维权。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投资的多元化策略是有效的应对方法。在投资方式上，可采用与投资对象国合资或与欧美等其他国家企业合资。在投资结构上，要尽可能采取多元化的战略，从传统的能源、矿产投资向其他领域甚至是高新技术行业扩展。对于有条件的企业来说，在投资的地域选择上，要开发新的投资目的地，切忌将所有投资放在一个国家，“鸡蛋切勿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可以有效降低风险的。
多元化投资策略会使东道国政府在采取不利于外资企业的措施时能够有所顾虑，减少海外投资被征用或政府违约的风险。与当地企业合资有利于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及经营中所遇到的政治风险，获得当地政府及民众的更多信任。与欧美等其他国家组成合资公司，形成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可以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遇到政治风险时，更有利于争取国际支持。近几年已经出现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企业联合投标的情况。在中东这样法制不健全、社会不稳定的地区，这一点非常重要。 3.实施本土化战略
本土化战略指的是外国公司在投资对象国实施跨国经营活动时，从管理、文化、人才等各方面融入所在国，与之建立密切关系，成为具有各项优势和所在国特色的发展战略。本土化战略作为海外投资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外国企业融入当地文化，缓解当地民众对外来资本的抵制情绪等。
保持一定比例的当地雇员，是规避政治风险的重要举措。中东国家如沙特、科威特等国大多规定外资企业必须雇佣一定数量的当地职员，这会给外资企业带来管理方面的不便，有时会增加企业运营的成本，降低生产效率。但是，在中东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该正面看待这一规定，因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所在国的人员、信息、社会文化和人脉关系等优势，尽快熟悉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进一步获得投资对象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要特别强调的是，聘请当地的法律顾问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地域和文化差异，中国企业对投资国的法律法规不可能完全了解，熟悉当地法律的人才则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熟悉本土法律法规、办案程序及相关注意事项，这样可以大大的降低在经营过程面临的法律风险。一旦风险发生，可以通过法律顾问向当地法院起诉，而且不致因此引发东道国的民族情绪。在中东这样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地区，中国企业在投资经营过程中要尊重所在国的宗教及其特有的风俗习惯，要加强本土化，处理好与当地政府和社区的关系。此外，要提升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有选择性的参加一些当地的慈善活动，增进所在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企业的好感和认可。例如我国在埃及投资建立的苏伊士运河工业园区，由于本土化工作做的好，在2012年埃及动乱期间，不但受到埃及当地员工和保安的维护，而且政府还派出军队使工业园区免受冲击。 这个例子对中国企业非常具有启示性。
四、结语
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在海外投资特别是在高风险的中东地区投资时，外国企业无论如何进行风险评估，制定什么样的管理和应急方案，随时可能发生的政治风险所带来的损失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局势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投资，中国企业应该将政治风险评估和监控常态化、机制化，并制定适合自己的政治风险管理机制，一旦风险发生，也能采取补救措施将这些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