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1）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经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2）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1）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2）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3）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主战场：“营改增”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有关结构性减税的推进路线和具体安排在2013年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中备受关注。
推进结构性减税，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现行税制体系中的18种税似乎都可以作为减税的对象，统统砍上一刀。但是，将现行税制体系格局与“十二五”税制改革规划相对接就会发现，减间接税而非直接税，减收入所占份额较大的主要间接税，应该是推进结构性减税的重点。因此，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论及结构性减税时提出，“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1]
积极财政政策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载体并以增值税为主要减税对象，其基本操作路径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加快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营改增”试点的地区范围越大、涉及的产业领域越多，结构性减税的规模效应也就越大。第二，在“扩围”的同时，相应调低增值税标准税率。将原来基于制造业运行特点而设计的增值税税制覆盖至服务业，一方面应考虑服务业的运行特点并作适应性调整；另一方面应统筹考虑制造业和服务业税制问题，确定一致的制度安排。
五、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1）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2）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3）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4）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六、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二是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三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四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五是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六是将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与完善税制并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起来，鼓励企业投资。逐步调减长期建设国债，腾出资金主要用于支持税制改革，即推进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和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这也是调整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影响。既然积极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如何进一步掌控积极的财政政策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