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商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长期领先于世界，有着悠久灿烂的商品经济历史。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意识有着浓厚的儒家文化色彩。商人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依托地缘、血缘等纽带建立起完善的商帮制度和手工工场，推动了商业的发展。然而，中国的家族企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步履维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形态已经消失，家族式企业从此淡出历史舞台。
改革开放后，国家放松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控制，社会团体中的家族商会和家族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家族式企业的典型特征是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重要的公司下属部门中大部分岗位由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人担任，牢牢控制着公司的人事，财务大权，在经营事务处理过程中人制色彩浓厚，其本质特征是产权结构家族化。
当时，一方面巨大的市场需求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家族式企业的快速成长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诸多漏洞使得企业的交易成本剧增。
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市场法制基础薄弱，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组织的社会环境还不成熟，依托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式企业有着巨大的天然优势。首先，由于血缘和亲缘关系具有特殊的凝聚力和较高的信任度，家族企业成员往往具备自我牺牲精神，使公司的内部监督成本大大降低，这些特性在中小型企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其次，市场经济本身是一种交易型经济。在交易中必然涉及到产品、购买者、消费者的相关基础信息，同时面临着签订、执行和监督交易合约的不确定性，家族式企业依靠地缘关系，动用社会文化的力量大大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再次，中国家族式企业是在中国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伦理原则，在遏制商品交易中的机会主义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为家族式企业的崛起，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家族式企业以亲情、乡情为基础，公司以利益为基石。家族式企业在成长初期，往往能够齐心协力，共创大业。经济学个人如何决策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初期企业家族成员有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的利益小，由于公司小导致监督有效使得其成本巨大。然而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式企业很容易滋生尾大不辍、任人唯亲、情感大于法制、社会资本无法进入等问题，最终使得优秀的人才、先进的管理的理念、优质的资金的缺失，三会一层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无法建立，阻碍企业的进一步壮大。
家族式企业的根本矛盾是产权结构家族化与社会化的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向社会吸入资本是必经之路。但是它需要国家有着健全的产权交易平台。世界上现在存在的现代企业，绝大部分都已成为社会化企业，其公司的产权结构中家族占的产权比重都在不断减少。这无疑证明了企业只有面向社会，吸纳社会资本进入的正确性。同时，家族式企业没有科学严谨的人才甄选机制，在选任公司继承人上对社会职业经理人有着天然的排斥和猜忌。因此只要建立公司“两权分立”机制，使得公司的所有权一定程度上归属原家族，经营权有着企业家才能的职业经理人担任，在某种程度上才能规避家族式企业“二代而亡”的结局。
未来中国的家族企业将以何种姿态展现，其关键性因素还是取决于社会契约化的进程。产权的经济分析范式，从理论高度上大致勾勒了未来企业的建筑形态。产权的确立和维护，是激励人去竞争实现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产权在市场中的交易必将产生巨大的利益流，只有将产权赋予对某种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平均利益流影响最大的一方，才能充分配置稀缺资源，获得整体最大的经济效益。按照这个范式，未来的企业是一组权利与义务的集合，其实质也是各种产权的集合，其表现形式是劳动、技术、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集合。那么企业不仅要实现资本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将拥有资本的所有者界定拥用租金的权利，将企业经营活动赋予真正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并将公司中因优质企业家存在而多产生的收益流分配给职业经纪人，才能更有效的激励企业经营者。同时，只有以人为本，改善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力，给拥有技术的劳动者给以因技术而分享受利益等多种形式，才能充分挖掘企业人力资本的潜能。
只有将经济活动中产生的利益流充分切割成各个部分，并将这些收益生产的自由充分赋予对经济活动影响最大的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使其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自我受益，最终是企业这个组织中的每一生产要素所有者朝着自己可能的方向积极探索，是能使企业在激励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的可能的有效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