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6-0203-0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了阶层结构的调整。户籍制度的开放，更是鼓动了不同地区劳动力的迁移，产生了很多城市新移民。高等教育扩招促使中国城市移入了大批的高学历的脑力劳动者，被称为城市新白领。新白领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社会态度，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米尔斯将新中产阶级定位为“白领世界”，主要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目前，国内对新白领的研究还不是非常多，主要集中新白领的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认同（王春光，1999；张文宏、雷开春，2008），对新白领社会态度进行测量的非常少。
因此，本文利用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2011年进行的“上海市白领调查”的1 046个样本数据，针对上海新白领的社会态度进行分析，了解新白领的社会态度动向以及他们社会态度是否有分化，查看其内部统一性。
一、文献回顾
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米尔斯认为中产阶级这一社会阶层的特征是依附于庞大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薪；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是政治后卫。
在马克思看来，“中间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所有社会集团。他们是一个政治立场摇摆不定的群体，要么选择资产阶级的立场，要么站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面来。但是随着环境的恶化以及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加强，这些中产阶级最终将会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去，他们的社会态度将会是激进的。
周晓虹教授从中产阶层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角度说明了中产阶层在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现在几十种时尚杂志基本的主题都是倡导中产阶级白领消费、消费、再消费，并且明确提出“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他们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有良好的教养和体面而收入较高的“白领”工作。在社会冲突时，自然具有对上下两极分化及矛盾冲突的缓解功能（周晓虹，2005）。
对于中产阶级社会态度和在社会态度指导下的政治参与以及所产生的政治功能的探讨，笔者认为首先要立足于中产阶级内部是否是统一的。中产阶级并没有产生共同的阶级意识，这对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功能的发挥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的。
米尔斯将美国的旧中产阶级概括为“小企业家的世界”，而新中产阶级则是“白领世界”，其构成复杂，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大公司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文秘人员等。如果是一个分裂的、没有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阶级利益、内部矛盾重重的阶级，其中一部分人获利，会引起另一部分人产生“相对剥夺感”，很难维护社会稳定（杨书胜，2008）。
二、研究问题、研究假设和分析框架
不同派别的学者对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功能的看法不相一致，但是可以根据文献综合推断：如果在社会生活中收益较多，那么其社会态度就相对保守；如果在社会生活中所受压力过大，受不平等待遇多，那么其社会态度就相对来说会是激进主义或者自由主义。
假设一，经济收入水平越高，其社会态度越保守。
经济收入水平越高，那么其在中国改革中受益程度越高，对现有社会变迁越满意，即社会态度越保守。
假设二，工作层级越高的新白领，其社会态度越保守。
工作层级越高的新白领，与上层精英与官方政府的接触越多，在官方引导下的改革中收益也越多，社会态度越保守。
根据两种主义的差异，建构三个指标：满意度、权威意识和社会公正意识。满意度用经济满意指数测量；权威意识用政府信任指数和权威认同指数测量；社会公正意识用不平等感受程度和冲突意识测量，这参照了李春玲的框架。
三、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上海大学上海社会调查中心2011年展开的针对上海市新白领进行的调查。该调查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方法来抽取新白领移民的样本（赵延东、Pederson，2007）。该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张文宏、雷开春，2008）。本文使用的数据处理工具是SPSS软件，将经济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政府信任程度、权威认同指数等各项指数作为因变量作回归。
四、统计结果分析
表1可以看到，白领在经济、工作、政府信任、权威认同、不平等感受和冲突意识上的差异。前面四项是分数越高，其满意度与认同度越低，经济满意度、工作满意度、权威认同度分别是非常满意1分、比较满意2分、一般3分、不太满意4分、非常不满意5分。但是政府信任指数、不平等感受指数与冲突意识正好是相反。
从表1可以看到，白领们对经济的满意程度总体上比对工作满意程度要低。整体白领在经济满意度上是偏向了不满意一方，管理层比非管理层的经济满意度要好。在政府信任指数上都大于2.5，接近不太信任政府一方。不平等感受指数和冲突意识指数得分比较低。
1.经济满意度。不同层级的人之间在经济满意度上确实有差别，中高级管理人员（0.013）、一般管理人员（0.011）比非管理人员对经济满意度要高。同时，表2显示，男性与女性之间有显著的（0.001），女性比男性的经济满意度要高很多。并且经济收入越高的人，经济满意度（0.000）也越高，而且其差异是显著的。由此，可以得出，白领的管理职位、性别、收入的不同，其经济满意度不同。 2.工作整体满意度。表2显示，一般管理人相对于非管理人员来说，较倾向于认为满意（0.020）。经济收入也对工作整体满意度有影响，收入高的比收入低的白领更倾向于对工作整体满意，而其他各因素没有太大差异。
3.政府信任指数。政府信任指数主要由对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政府工作人员、警察、医生、法官等因素加和取平均数组成。表2数据显示，中高级管理人员相对于非管理人员而言，其对政府信任指数上有非常显著的差异，P值达到了0.000，出现了显著的内部分化问题。同时，党员有显著性，党员比非党员更信任政府。年龄也是有显著性，但是并不大，是非线性关系，呈正U形结构。中年人相对来说，比老年人和年轻人更不相信政府。
4.权威认同指数。权威认同指数主要由国家大事有政府管理百姓不必多虑、政府建设需拆迁百姓应无条件配合等因指标相加求平均数而得。上页表1显示的权威认同指数都是大于3，但都接近3，表示对国家权威管理社会建设等问题上态度比较中立。上页表2也显示，各层级之间、是否是党员、学历、收入都没有显著差异。
5.不平等感受程度。上页表2显示，对于近三年来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感受程度，不同层级之间是有差异的。中高级管人员相比较非管理人员来说，更倾向于认为近三年贫富差距缩小了。同时，专科相比较研究生而言，更倾向于认为社会贫富差距缩小了。但是根据表1又可以得到：整个新白领对于这一指标的感受程度是不容乐观的（1分为扩大了很多，5分为缩小了很多），其平均指数都没有超过2分。上文有提到，这可能由于问卷里有“说不清”这一选项，导致一些偏误。
6.冲突意识。上页表1显示的对于未来三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冲突，总体得分超过了2分（1分是绝对会激化，5分是绝对不可能激化），处在可能会激化与一般中间，总体并非非常乐观。结合上页表2看到，中高层管理人员相较于非管理人员来说，较倾向于认为冲突不会激化这一方向，而且差异是较为显著的，P为0.006，说明在态度上是出现了分化现象。同时，男性相比于女性，更倾向于认为未来三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会激化。而不同学历之间的白领没有什么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测量经济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指数可以了解到新白领对于这些年来政府组织的社会改革的态度。中高级管理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对经济、工作的满意度要高于非管理人员。高收入的新白领对于经济满意度明显高于收入低的人。这表明有新白领中的管理者呈现出政治保守主义倾向。
对于政府信任指数和权威认同指数反映了新白领对于当前中国政府执政的综合评价。新白领中，中高级的管理人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层级的新白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高度信任现有政府，对政府的政策更倾向于持支持的态度，属于保守主义。
因此，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中产阶级是政治的稳定器或者是国家不安定的潜在制造者。中产阶级中的新白领内部的社会态度呈现明显的分化现象。中上层的管理人员在近些年国家组织的改革中受益较多，其经济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对政府的信任程度等指数都明显高于非管理者的新白领。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社会态度并不统一，其社会功能也不能完全下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