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土地都是农耕文明的神，在转入现代文明后，土地已从神坛跌落，年轻的农民纷纷进城打工学习，希望能通过打拼留在城市。乡土的“熟人社会”已经消失，人与人在流动迅速的城市中都是彼此的陌生人。可中国人在潜意识中依然保留着“乡土魂”。
现代社会不再是“熟人社会”，人和人的交往已经转变成西方式的“契约制”，但事实上，中国人的骨子里对“契约”还是感觉不自在的，比如在亲戚朋友之间借钱如果说要留字据的话很有可能受到人的揶揄，“这不是见外了么？”人与人熟悉信任的纽带由于远离“乡土”在当今已经很弱了，但中国人还是习惯去讲“人情”，“面子”。
费孝通在“文字下乡”一章中举了一个很有趣，在当今依然常见的例子：如果有人在你门上敲着要进来你问“谁呀！”门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个大声的“我”[1]。这是熟人社会遗留的习惯，我们到如今依然不习惯彼此间用“贵姓大名”进行沟通，总想要用一个昵称来显得彼此间十分亲密。
现代化进程中，高高在上的现代化“启蒙者”抨击最多的大概就是中国人的“自私”了，费孝通在“差序格局”和“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中对中国人的“自私”做了一个合理的解释，费孝通对中国“差异格局”和西方“团体格局”进行比较，得出了“中国人社会关系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在中国，道德范围是可以伸缩自如的，并不像西方那样有一个固定范围。因此“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缺乏对“普遍标准”的认同大概也是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社会正在不分良莠的照搬照抄西方的“团体格局”的现代社会，我们的人也在努力的走向“现代”，抛弃掉传承千百年的“乡土”，在这个过程中，形式转变远远快过了精神上的演变。费孝通所处的那个时代乡土社会正在缓慢瓦解，费孝通看到的只是现代化社会到来的曙光。而如今现代化社会已经可以称作完成时了，但我们骨子里的“乡土魂”还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要让中国人抛弃上千年的“生存法则”无疑是痴人说梦。
如果遵从“团体格局”的现代社会真的会一直是“现代化”的唯一选择的话，我想中国人所遵循的“差异格局”终有一天会被淘汰。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团体格局”的现代社会真的是走向“现代”的唯一选择么？我们中国人真的一定要抛弃我们所遵循了千百年的传统而完全向西方学习才能变得有“素质”么？在我看来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在西方文化刚刚到来时提出困惑：“现在对于东西文化的问题，差不多是要问：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东方化究竞能否存在？”[2]
西方的团体格局并不是西方步入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执政官，元老院，保民官等权利不同，义务不同的机构，甚至古罗马的皇帝也与中国的皇帝不一样，本质上，他们只能算是第一公民，如《乡土中国》中所说，“国家这个团体是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3]团体格局在西方演变了千年之久，它不是为了适应当今的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团体格局的基础之上逐渐延伸出了西方的现代社会和文明。
中国的“家天下”的传统酝酿出了“差异格局”，“克己”是传统中国中重要的德行。在西方社会，发扬个人权利，高唱“天赋人权”，主要的精力都专注在了“克群”，使“群”不致侵略个人的权利。这与中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因此，浸润在“差异格局”千年之久的中国人如果盲目去学西方会出现“扬短避长”，越学社会风气越差的局面。
抛弃“克己”，“礼治”，只谈“法律”，中国人会变得令人瞠目结舌的“无下限”。去掉古代“礼”的糟粕，便进化出了“德治”，中国不应当只讲法治，应当重视中国古代便可以遵从的“德治”，我们不应当走从道德标准跌落到法律标准，再一步步用不知多少代人的努力重新爬回“道德”这个终点。
我们应当试图建立以差异格局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照搬照抄西方的现代社会，虽然容易，但很有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中国文明从根源上看与西方文明是人类发展的两个方向，这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看哪个更适合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在不断进行中西对照的同时，将根扎在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民风之上，从中国的角度去看中国社会。这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必须学习与继承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出属于中国的“现代化”出路。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社会”虽然很难，但我们仍然应该去思考，去努力，为中国人的“乡土魂”找到可以继续生存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