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城市社会发展的突出特征就是大量流民的涌入。这不仅为景德镇民窑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且对城市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拟集中探讨明清景德镇流民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以期丰富人们对景德镇城市发展史的认识。
一、流民的迁入与“大都会”的确立
明初，官府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推动了民窑业的发展。民窑业的快速发展则吸引了江西境内其他地区一些破产和贫困农民纷纷到此地谋生。流民怀揣各种各样的动机来到景德镇。他们中有的是来避难的，有的是农闲季节单身进城找零活的，有的是务工经商仍在农村的。明代中后期，随着景德镇瓷器成为海外市场一种极其活跃而又相当紧俏的商品，海外贸易不断的增长，大批流民涌入景德镇，为民窑业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嘉靖四十二年，“本镇统辖浮梁县里仁、长香等都居民，与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1]诚然，在“杂聚”的“窑业佣工”中，有一部分原是本镇中小窑户，后因种种原因，经济地位下降，而变成“佣工”的，但更多窑工却是外地的流民。直至万历三十四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2]
清初，随着大量流民的继续涌入和国内外市场的不断扩大，景德镇的民窑业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清代中后期，“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3]随着流民的迁入，与外界联系的扩大，景德镇遂成为一个繁荣的大都市。“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利通十数省，无以加焉，■击肩摩，四方云集，巷连鳞接，万户星稠，诚江右一大都会也。”[4]景德镇民窑业的盛况显然是自明代以来流民不断迁入的结果。随着流民的不断迁入，景德镇民窑业也进入了发展的顶峰时期，景德镇和朱仙镇、佛山镇、汉口镇并称四大名镇。“景德一镇，隐然大都会焉。”[5] “浮处万山之中，而景德镇一镇，则固邑南一大都会也，殖陶之利，五方杂居，百货俱陈，熙熙乎称盛观矣。”[6]
二、流民促进了城市社会管理的转变
明清时期大量流民进入景德镇， 虽然促进了民窑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但在景德镇接纳、安顿流民准备不足之时，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困、社会秩序、环境恶化问题等。例如，嘉靖十九年五月，“景德镇自水发后，住窑几三月矣，不但乐平之游民失业，虽镇之人亦有失业不自聊生者”；[7]八月，“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会大水食绝，遂肆卤掠，村镇为墟。”[8] 又如，万历三十年“洪水临流架宇者，崩滚而下，伤民无数，附河窑俱倾，佣无所依，游手街市喧呼。”[9]
流民进入城市后，大多“佣工”为生，生活十分艰难。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成为游手好闲者。在谋生无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常常被迫从事偷盗和抢劫，有的成了流氓恶棍，有的甚至发成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公共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例如，嘉靖十六年，发生“浮乐之民相角，聚众杀掠”事件，“副使杨绍芳抚戢，逾岁月而定。”[9] 又如，万历三十二年，“饶七邑（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南昌）民共与都昌人为斗忿，彼地善讼也，鸣锣攘臂以逐都昌为辞，而亡赖者乘以抢夺。适通判杨论至，声明保甲法，期必行，民心肃然。[9]可见，官府觉得处理景德镇地方事务非常棘手，被迫采取了半军事化的保甲法来稳定社会秩序。有明一代， 景德镇“佣工”为生的流民的规模和力量都十分可观，一度给公共利益和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损害。流民因未能顺利入籍定居，管理难度非常大。“有匿名、诡名、诬告，及至耸准，则逃归本籍，屡提不至，奸民各有所恃，每悬未了之案，而无形可寻，狡猾益甚，最难慑伏者也。”[9]
明末至清初， 处于鼎革时期的景德镇，流民活动异常活跃。“康熙十三年吴逆煽乱，景德镇民居被毁而窑基尽圯”。[3]景德镇遭受战争影响，民窑业受到巨大冲击，“焚毁过半，窑户尽失其资，流离徙业，余廛悉售外籍，业窑者十仅二三”。[10]随土著窑户的退出，流民的大量涌入，在所谓“五方杂处”的景德镇，“景德镇窑户多是都昌县人，本府与抚州府及安徽之婺源县、祁门县习其业者十仅一二，而本县之人无几。”[11]面对流民众多，关系复杂的“大都会”，康熙三十二年，饶州府军捕厅奉文移驻分防景德镇，次年，又以“移该府同知驻镇。”[12]雍正六年，以淮安关使遥领，内务府官驻厂协理。乾隆八年改属九江关使总管，内务府官协理。乾隆十九年，吉南赣道增郡一州与分巡吉南赣宁兵备道合领十三府一州，饶州府属之。乾隆五十一年，裁去内务府协理官，命九江关使总理，以驻镇饶州府同知和景德镇巡检司共同监造、督运。[13]为稳定社会秩序，进行有效的管理，政府通过不断增设官员，增大行政和执法权力的办法，强化对景德镇的社会控制，但这些作法的效果是有限的。随着景德镇流民成为窑户的增多，有相当数量的流民凭借着财产，入籍定居下来，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在城市管理方面也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国家制度相配合的民间自治组织体系。
三、流民的迁入与“行帮制度”的形成
有清一代，浮梁土著人在民窑业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从事民窑业生产的越来越少。人多地狭的鄱阳湖平原各县农民得以纷纷流入景德镇。流民进入城市后，仍延续原来农村宗法社会的生活方式。为了适应瓷业分工生产的特点，流民纷纷建立或加入行帮组织。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迁入城市后，传统的社会纽带被削弱或割断，这些习惯于在家族保护下过日子的人，为了得到集体保护，以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幸存下来，需要民间社会组织假亲属结构给他们提供保护和互助。于是，各地旅景做工、经商人员，为了维持共同的生活和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会馆[14]，详见表1。 表1 会馆概况一览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流民为了在景德镇站稳脚跟，维护自身利益，形成自己的社会影响，纷纷设立会馆，联结乡谊并为同乡子弟提供教育。明末，景德镇的会馆只有都昌人建立的都昌会馆。有清一代，伴随着各地会馆的兴建，行帮组织在景德镇城市也渐次兴起。景德镇杂聚的大量来自邻近各省县的流民以同乡关系集结，依靠已经站稳的同乡亲友、亲帮亲、邻帮邻，进入到各行各业谋生，直至民窑业以外籍人为主，以地域乡族为主要特征的“三帮鼎立”格局（都帮、徽帮、杂帮）形成。此时，景德镇民窑业生产，几乎都按行帮来进行分工，诸多的行规成了调节社会的自觉规范，保证行帮功能机制和组织协调内外部人际关系及社会稳定的“法律。”
四、结语
明初，大量流民进入景德镇，不仅为景德镇民窑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直至明代中叶，流民因未入籍定居，引发了大量的矛盾，特别是由于各地流民进入力量的不同，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地域群体性事件频发。随着社会矛盾的恶化，旧有的社会管理难以应对如此多流民迁入的状况。明末清初，景德镇城市社会秩序经历了激剧的变动。随着浮梁土著人的式微，社会群体和组织日渐分化重组，以地域乡族为主要特征的行帮逐渐形成。于是，官府对景德镇城市社会管理也有了较大的转变，民间行帮制度成了景德镇城市社会的真正控制力量。可以说，流民活动对明清景德镇城市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是我们全面认识景德镇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