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年，四川新式教育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名列全国前茅，受当时诸多因素的影响。
一、政策的推动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强调“兴学育才”，谕令“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四川当局采取了许多的积极措施。1902年，四川省督府为了总理全川的教育，架构一个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而设立了川省学务处，负责“督办全川学堂事宜”。从1904年起，各州县陆续新建或改建原有机构作为主持学务的劝学所。到1909年，劝学所遍及四川140多个州县。另外，先后设立各种教育研究机构，如：学务考核所、省学务调查所等，用于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提升教学质量。这些机构和组织，对促进20世纪初年四川新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川督府用强硬的奖惩措施应对兴学之中的阻力，1905年，总督锡良对学堂“规模整齐”、“尚有条理”、“开办最多”的15个州县官记功；对“办事延宕”、“事多敷衍”、“一堂未办”、“禀报欠实”的11个州县官记过。这些举措对鞭策官吏锐意兴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经济的发展
20世纪初年，在清政府发展实业的诏令和四川省当局的号召下，在四川掀起了发展实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高潮。上有政府的号召提倡，下有绅民踊跃投资，各种实业公司迅速成立。在几年的时间内，民族资本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开始的只能从最低级的火柴、矿业发展到很多大型行业。1901年到1911年，四川由最初创办的11家厂矿工厂增加到108家，增长了8倍。在这些厂矿中，有的商办工厂创办资本已达30万元。
四川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为兴办新式学堂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拥有一定资产的商家开始重视教育。有的商家则积极投资教育，不仅大量捐资助学，还私人创办新式学堂，如：自贡盐场富商王氏家族创办的四川规模最大的私立学校自贡私立王氏树人学堂。
三、总督的推动
四川新式学堂的发展离不开四川历任总督的大力支持。20世纪初年，四川先后几任总督都倾向于“新政”，对“新政”持欢迎态度，对兴办新式教育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后，时任总督岑春煊设立川省学务处，总理全省新式教育的发展，针对四川师资力量匮乏、教学教员奇缺的问题，做出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从自身，命令各州县建立快速师范传习所，为了起到示范的作用还亲自建立一所师范学校，另一方面从外部，鼓励学生留学日本，学习师范，回来传授“教授之法”，还支持聘用外国教员作为补充。为了兴学，赏功罚过，对办学认真的记功，对办学不力的官员记过，还对捐资助学的士绅予以奖励，引导兴学的热情。
“新政”时期，四川历任总督皆能接受新鲜风气，以“兴学育才”为急务。认为“现在时事日难，自以培植人才为急务，且川省风气未开，尤当藉此消，以通中外之情。”岑春煊、锡良提出：当今“非以学战自强，争存于优胜劣败之会”，要使“二百二十万方里之地，六千八百七十余万之人民有文明灌输之一日，不至为他族所持”，要国强民富，必须首先注重人才的培养，国民意识的灌输，这些都需要教育，只有推行教育改革，施行近代新式教育，才能拯救国家，“当实行普及之义”。但在兴学开始之初，局面一直不能打开，新式学堂发展极其缓慢，总督岑春煊探究原因，认为“今日办理学堂，按名非难，求实甚难”。他认为造成这一局面，归根结底是“官绅仍书院之旧习…科举未停，取经至捷”所致。因此联合张之洞，袁世凯等共同上书朝廷要求废科举，来加快近代新式教育在中国的发展。他认为“初等小学为养成国民道德之基础，开知识、谋生计之根本。然欲比户，可封之盛世，必以易知亦，从为大端”，“盖小学、私塾为儿童就学之始，造端不良获果必恶，德之胜法，日之胜俄，彼都识者皆归功于小学生”。清末四川历任总督的态度影响了四川各地官僚士绅对新式教育的态度，由怀疑到合作最后认同并积极推广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使新式教育在四川开始兴起与发展，成为清末教育改革中最突出、成效最好的地区。因此，四川省新式教育的发展是与本省总督的鼓励与支持分不开的。
四、士绅民众的支持
四川是中国内陆的一个大省，四面都是被高山和高原所环绕包围，与外界的联系大多局限于航路艰难的长江水道，封闭的环境不利于与外界交流，不易改变固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
甲午之败，举国震动，四川开阜，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大量的资本经济入川，大批的小手工业者破产，大义和现实的双重压力下，激发了人民的救国精神，奋发的爱国精神。四川自古人文气息浓厚，有蜀学之称，在开阜之后，一大批知识分子从科举八股文中挣脱出来，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文化，企图以文化救国，在四川开始教育改革时，他们纷纷参与其中，成为新式教育的主要推动者，传播西学，为新式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损害了当地士绅的切身利益，士绅迫切地希望中国能恢复强盛，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面对清政府的新政和新式教育持积极支持的态度，他们或是捐出土地兴办学堂，或是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还有的留学日本，回来后参与新式教育的建设。也有部分士绅对新式教育发出不和谐的声音，但在历史前进的浪潮中很快就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