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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宅的学术成长与政治纠结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08-12
  所谓知人论世,对学人及学人所处之时代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是今日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进路。过去的学术史与思想史纠结而混同,多是学者著述和思想的摘录汇编。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是一部较有影响的没有“学术”的思想史,关注一般人的一般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思想史著述中,专注于大人物而忽视更大人群的疏漏。钱穆曾说,“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尤其“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①在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王建民和胡鸿保对学科发展的宏观情形有很多精彩论述,但对民国很多著名学者的学术成长与选择所述较略②。除了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少数学者,大多在民国时期声名显赫的人类学者在今日人类学界的学术表述中已悄然无声,这个名单可以拉得很长:凌纯声、柯象峰、徐益棠、芮逸夫、卫惠林、吴泽霖、梁瓯第、马长寿、江应?拧⒗钣幸濉⑽舛?良、岑家梧、胡耐安、胡鉴民、庄学本、蒋旨昂……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仍消隐在那些泛黄发脆的纸页中。笔者近年来围绕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所做的系列研究③,旨趣就是探求李安宅的人生史,观摩那个时代学人的学术选择与政治纠结(对其宽泛的学术兴趣及精湛的学术研究,我力所不逮,无法探求其精义。实际上,我也不必大幅转述他学术论著中的观点。如果要了解他的学术见解,自然可以去读他的原著)。我是希望把李安宅放在20世纪政治、思想和学术的脉络中,探寻学人在这个变动时代里如何调和个人与社会,政治和学术。换言之,我想写的是李安宅生活的那个时代。
  除了为数不少的著述外,李安宅的其他存世文献并不太多。这使后人研究李安宅感到困难。他曾写过五个自传,另外还有一些个人历史交代的文字,学界也尚未充分使用。王川曾以李安宅1961年所写日记为中心,探讨其学术人生,惜尚未见其全文。[1](P.5-15)这五个自传情况大致是:一为1951年7月3日撰写,凡4页;二系李安宅偕夫人于式玉参军入藏,“进军前写于昌都”,“1951年7月11日草毕于昌都”,凡20页;三为1961年9月3日撰成于西南民族学院,凡21页;四系1966年撰成于四川师范学院,凡9页;五则为1967年所写,题注:“1967年2月16日学生彭贵儒代表红革联叫写的”,凡10页,其间又有修改前后的两个版本。前4份列入了四川师范大学所藏档案,后一份则为笔者从其他途径获得。鉴于其他版本的自传大多节略,限于篇幅,本文拟以李安宅写于1951年和1961年的两个版本自传做一些比较阅读,揭示其内容差异与思想微妙变化之处,并藉此分析李安宅的早年生活对其后来人生的持续影响、李安宅的学术选择及政治纠结。五个版本自传的总体比较阅读,暂俟来日。
  一、两个版本自传的体例和内容差异
  我们先对两个版本的自传在内容上进行严格比对。
  从体例来讲,1951年版可称为编年体,全文没有小标题,逐年讲述其人生经历,文笔较为枝蔓;而1961年版则是章节体,全文设置若干两级标题,内容按照上级印发的《自传内容》④要求,严格按照小标题的界域铺开:
  Ⅰ 解放以前及解放以后我的家庭情况;
  Ⅱ 解放前的经历
  1.学习和工作
  2.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思想情况
  3.与反动党团的关系和思想情况
  Ⅲ 解放后的经历
  从内容来看,两个版本自传所记述的人生经历均延续到了写作日期前,如1951年版最后引述其小学同学、中共党员王乃堂于1951年1月28日的来信,自勉继续加强参军一年半以来的学习。1961年版则写到参加反右派斗争、整风运动及在西南民院的科研工作等情况。这是典型的当代人写当代史,虽侧重个人生活史,但无处不留下时代的印记。由于两个版本写作时间不一,我们将对比阅读的时段限制在1900-1951年。
  毕竟是自传,且都是在1949年后开始的写作,两个版本虽然各有侧重,但基本的人生和学术历程,社会和政治关系,参与活动及思想表现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当局或组织所要求的内容。两个版本共有的内容如后:安宅求学和工作的经历,李安宅加入中共及国民党、三青团的基本情况及各个阶段安宅的译著发表情况。总体而言,两个版本差异甚大,1951年版偏重个人生活,较多体验和经验;而1961年版偏重公共领域,较多反思与自省。
  两个版本自传在内容上第一个较大差异是对李安宅家世、家室和家事的记述。在1961年版中,李安宅只在第一部分“解放以前及解放以后我的家庭情况”中,用非常俭省的笔墨(仅1200多字),对此作了介绍,包括其父辈职业、两度婚姻及子女情况。在其后两个部分,主要是谈学习和工作及党团关系相关情况,基本不涉及家庭生活。但在1951年版中,安宅以近4000字的篇幅,讲述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职业及归宿,结发妻子张瑞芝的短暂人生,披露了其出生后即因传统礼教而过继给大伯的旧事,生母至死未得其一声“母亲”呼唤的遗憾,与式玉相识、结婚及回家省亲的温暖,这是1961年版所没有的。在后半段介绍学习和工作的段落中,仍时常出现家庭成员情况的记述,包括与第二任妻子于式玉的窘困生活,大家庭在战乱岁月的投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宅的家世及其早年的经历,在其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学术成长及思想发展起到了阻滞的作用(详后文)。可以说,安宅在学习、工作和学术上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旧式家庭制度的一种反叛。   第二个较大差异是1961年版将安宅与中共及国民党的关系是单独列出来,而自传前半部分在讲述学习和工作时又不可避免要提到其政治活动,内容上有一定重复,但重心有别,单列部分主要是分析加入中共的动机及脱党后未能及时重返组织的原因,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缘由与经过。1951年版因叙事涉及时间不如1961年版长,而其篇幅相当,所以很明显的叙事特征就是非常翔实地铺叙了很多细节,包括他在西北和西南的考察经历及政治生活,穷形尽相地描述了相关人员,读来犹如“回到历史现场”,与作者感同身受。
  第三个较大差异是对安宅经历与作品的评价问题。1951年版一般是平铺直叙其人生经历,某一时段有何著述,很少做评价,偶有也多借他人之口表示“称许”。但在1961年版中,基本叙述每段人生经历或某一时段之思想或著述后,都要有几句否定性或反思性评论。如“1934-36是留学美国研究资产阶级民族学的时期……在新墨西哥州从事调查的结果,‘祖尼:一个询问’,曾发表于美国人类学杂志,颇引起人们的注意,但那只是利用文化功能观点批判美国传闻式的历史学派,并无真正的发展观点。也曾译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并编译‘巫术与语言’,后由商务出版,更属伪科学的东西。”再如,安宅回国后提倡“实地研究”,“并希望外国专家来得越多越好”,随即就反省:其他各色各样的“专家”来访的不少,并没做什么实地研究,“我在理论上为帝国主义分子开门,则非当时水平所能认识。”又如,安宅去西北前,曾借道云南,与耶鲁大学的人类学者欧兹古合作调查“昆明高桥旦族村”一个月,随即反思:“这种表面上平等的合作,正如蒋介石与美国签的卖国条约,在事实上不平等的基础上,两国的权益互相公开,只能对于强者有利,对于弱者不利。至于两种观点相结合便是科学,当然也是胡说。可是我当时的水平,竟是如此。”至于他在政治活动层面的反省更是指不胜屈(详后文)。
  通过这两个版本的自传,我们拟对安宅的学术成长和政治纠结做一个初步的论述。因为此前我已有相关论述,此次则在以前未有论述或所述未详处多下笔墨。
  二、李安宅的早年生活及其学术成长
  与同时代年龄相近、有着密切交往的很多学者相比,李安宅确然是大器晚成。比如他奉为老师辈且交往较多的史学家顾颉刚、社会学家吴文藻等,不及30岁已在学界崭露头角,发表若干著述。[2](P.37-45)而安宅在30岁前,才取得大学教师资格,基本没有发表著述。安宅5岁即入私塾,为何直到21岁才中学毕业,得以走出那个小山村,逐渐走到求学的坦途,走上师者和学者的道路?我们通过阅读1951年版自传及相关资料,可以从其早年生活得到答案。
  安宅于1900年3月31日出生在河北省迁安县(现为迁西县)洒河桥镇白塔寨村。迁西位于燕山南麓,长城脚下,西距北京150公里,东距秦皇岛130公里,北距承德130公里,南距天津140公里、唐山75公里,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通道。以今日交通条件看,此地不算偏僻。但在当时,深居山中的村寨就如世外桃源,在获取信息方面并无优势。当然,愿意走出大山,到京津地区,倒是比较便捷的。可作佐证的是,尽管狂飙突进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及思想激荡的五四运动次第发生,但在京东地区依然水波不兴,安宅就承认,他上中学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但在京东交通闭塞,很少有人看报纸,未受直接影响”。⑤不过,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有一股经过其家乡,安宅在母亲襁褓中随同家人逃难的故事,给安宅留下了记忆,“外患与封建传统,在我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⑥
  外患对安宅人生与学术的深刻印记,主要还是来自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安宅本在燕大研习社会学、人类学已有成就,尤其是在翻译和编著多种著作后,在学界已有一定影响。但后来被迫抛家别雏,携妻远走西北,后又转战西南,学术转向基于田野的应用人类学,尤其是在藏族宗教的人类学研究和边疆工作的社会学研究。这个人类学家曾经主要坐在摇椅上,奔走在寺院和田野之间,逐渐形成以其为核心的华西人类学的圈子,奠定其被后世称许的学术地位。安宅的这一学术转型,虽然也在人类学的内在理路之中,但也是时局使然。⑦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迁,大量国家机关、重要工厂和高校纷涌而至西部地区,极大改变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和学术地图。原先远离边疆或并不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有了亲近边疆并研究边疆的机会,客观上推动了边疆研究的复兴,并且改变了边疆研究的格局。[3] 1938年,李安宅在其《社会学论集》“自序”中写道:“这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自无待言。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可惜著者不是从事文艺的人,不能写出惊心动魄或如泣如诉的文艺来。更可惜不是从事武备的人,没有在行动上打出一条血路。”[4](P.1)此段“空前未有之非常”,主要就是日本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及中国的衰败。安宅苦无文韬武略,不能定国安邦,但也有民族气节和学术良心,既不愿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仰人鼻息,教书度日,也不愿坐视汉人对藏族社会基础与制度“一无所知”,汉人瞧不起藏人,藏人一遇汉人便说“你们中国人”,于是“下了终生为藏族服务的决心。”⑧他与于式玉分工互助,“希望在沟通汉藏文化,及为藏族人民服务上,给抗战建国贡献力量……这一段在兰州各刊物上发表了拉卜楞寺院制度各方面的调查研究材料,陈云同志在延安曾有信说,都看得到。”⑨
  所谓封建传统,第一件就是安宅出生的那一年,祖父“以为第一个孙子落地碰上他有重病,当然是个不孝的家伙。”很显然,这是亲人后来对安宅的讲述。安宅祖上经商,家产应属殷实,但其祖父喜好鸦片,家道中落。在李安宅后来的各类表述中,其祖父未曾获得正面评价,如“生我的那年祖父死去,据说他曾承继祖业商店数家,因无生产技能,又吸鸦片,财产都被家族亲戚骗光了,祖母以针线活路帮人,扶养子女,终年难得温饱。”[5]
  第二件就是安宅过继给大伯。按照当地的“封建礼教”,长子必须出身长门,弟弟不应先于兄长有子;“我叫作父母的是过继我的伯父母,生我的父母,我叫作二叔二婶,父母中年无子,二婶把我生下来,二叔即昭告祖先,把我过继给后来才知道是伯父母的了。”在1951年自传中,安宅对过继之事及其后续情况记载尤详,只是在行文中仍称大伯为“父”,如“父叔三兄弟都是满清的秀才,二叔是武的,那两位是文的。父亲和二叔都先在镇上学买卖(当学徒)……”。在1952年的一份表格中,安宅填写:“我记事的时候,祖母统治下的父亲、二叔、三叔,都是自由职业者……父亲小时,在杂货店学徒,暇时自修,考取秀才,即以教私塾为业。以后在本县倡办新教育,以视学,教育科长,终其生。二叔小时,在旧药铺学徒,暇时自修,考取武秀才。以后以行医,当邮局长,行医,终其生。三叔在父亲私塾中学习,然后代父亲教私塾,考取秀才,当邮局长、巡员,终其生。”B101957年,安宅对此也有交代,“我记事的时候,祖母统治下的大伯(我因生下来就过继给他,一直称他父亲),父亲,三叔都是自由职业者”。B11但在1961年自传中,安宅对过继之事只字未提,按实际身份叫“大伯”、“父亲”,或因时日久远,正宜正本清源,何况此为封建礼教,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已是不合时宜。   安宅过继给大伯,其生母并不乐意。在安宅10多岁时,李家三弟兄都只有一个男丁。安宅幼时在家受宠,可想而知,但其生母郁闷,也不言而喻:对爱子不能相认,作为生母只被唤作 “二婶”,心里一定痛楚。但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她无能为力,常与长嫂冲突,“二婶与母亲在心理上为我而有的争夺战,便是她们时常冲突的原因。”安宅亲生父母感情并不和睦,“二叔在未订婚前即讨厌二婶的脾气,但父母之命,使他没有办法”,婚后所生爱子又为长兄嫂所“夺”,家庭生活中的不愉快肯定还会增多。安宅4岁时,生父在镇上娶了个姨太太,也将其生母接去了。但同一年,其生母就病故了。可怜她一个初为人母的女子,在其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未曾获得过一声“母亲”的呼唤。
  李安宅直到10多岁才知道过继真相。
  一次村中有人问我:“你妈妈死了,你不想吗?”我愤怒地回答:“你的妈妈才死了呢!”家中知道这事,才告诉我承继的经过。那时二婶早死了,我怕二叔,不敢多见面,而且他在镇上时多,回家时少。父母和三叔婶,对我都十分慈爱,而且我在全家奉若神明的祖母保护之下,变成全家希有的公民――掌上明珠。反过来,我对任何我常见的长辈都同样亲热,没有这一房那一房的分别;所以对于私有财产的观念,也就十分淡薄。典型封建的儒家传统,在我生命史上,就有这一点好处,其他都是矛盾,都是我反对大家庭,反对儒家的理由。
  李安宅留世文献中,哪有如此凄楚的往事追忆?时人又何曾知会其早年的艰辛?惟其在自传中,有这样一份详细的表述。在1961年版自传中,则对其幼年生活一笔带过。尤其是其过继给大伯一节,只字未提。在笔者看来,李安宅的幼年成长,对其终身都是有影响的(详后文)。
  第三件就是祖母专制。对于家庭而言,表面一团和气实则暗流涌动;对于安宅来说,则是在宠爱名义下的学业延误。先说前者。安宅看出,父辈三兄弟相互友爱,对上孝顺,但妇人并不开心,“几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妯娌,姑嫂,舅母,外甥女相处,而且相处在统一的家庭政权之下,没有通融的余地,表面上的天堂,实际便是地狱。”其姑母为祖母所生唯一女儿,很早就成了寡妇,膝下女儿自养,儿子过继给大伯。为了“祖母的欢心”和“兄妹的友爱”,大伯将姑母一家迎到家中供养,“家中的钟爱,由表姐、表弟与我平分。”再说后者。安宅开蒙不算晚,5岁时就在自家私塾读书。他赶上最后的秀才科,又到县城传习新教育。后来私塾就变成了小学堂,但没有高小。安宅在这里一呆就是7年,因为祖母舍不得安宅离家,又在药铺里作了两年学徒,直到14岁被允到12里外的南团汀上学。当时高小是三年制。该校是春季开学,于是安宅秋天在高二班上旁听了一季,次年春天才正式入高一。有个新来的同学叫王乃堂,受过他哥哥桐城派文学的影响,每每于散步时教安宅背诵该派的文章。1916年冬天,他们高小毕业,拟考滦县初级师范官费。王乃堂前去报到,安宅则被叫回了家。原因何在?祖母生怕他在外面学坏,为他安排了婚事。
  安宅得知王乃堂考取的消息,不由对家庭的妨碍怀恨在心。恰好在这一年,其三叔被安排到遵化县任邮局长,那里有省立第五中学。他带着三婶及安宅夫妇到了那里,并劝安宅祖母说,跟着他吃饭,到中学读书,既不费钱,也不怕学坏。祖母同意了。刚到中学时,安宅感觉英文教得很快,虽然勉强读得出来,但不如好多人那样顺口。英文教员说,中国人不会英文便不能获得现代知识。安宅急了,一切课外时间都拿来背诵英文。半年时间追上了,一年超过去,二三年级便可读当时遇到的任何英文书了。四年中,中英文都成了他特别的嗜好。他很希望当个文学家,但在中英文学习中读到哲学的内容,开始注重思想,而看不起技巧。这可能就是我们在读其著作时,发现其用词俭省,逻辑严密,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基本没有累赘铺叙和蹩脚比喻的原因。1921年中学毕业。三叔到天津,希望供安宅上大学,“可是祖母与父亲、二叔的联合战线,反对升学,主张做事;怕勉强升学弄得高不成,低不就,更怕染上大城市的习气。他们认为三叔的职业最可靠,恐怕人事复杂的事对我性格不合,发生危险。”于是随三叔到天津报考邮政。由上可见,在安宅求学过程中,以祖母为代表的家族势力处处滞碍,幸有三叔支持才得以脱困。1923年,三叔乘船溺水,办完丧事后,已在齐鲁大学就读的安宅重返济南,“家中无人不反对。但我得到祖母在病中的许可,决然离家。“可见祖母在家中的绝对权威。但恰在当年,祖母去世,安宅得以自行支配此后的生活。
  第四件就是包办婚姻。安宅在这点上,与胡适类似,虽然不满旧式婚姻,但仍服从家族安排,且能与结发妻子友好相处。他7岁就订婚了,当时还莫名其妙地很想看看媳妇的模样。但在他高小读完后,开始痛恨婚姻,婚姻此时已经成了他的绊脚石。在他17岁时,也就是1917年三四月间,他在家举行了婚礼。安宅为人宽厚,因自恨被人玩弄,也就同情同样被玩弄,无法自主命运的结发妻子。她家住镇上,家中颇为富裕,到了白塔寨这个“破地方”,在安宅看来,有点委屈了她。“她一个字也不识,比我大四岁,但甚服从。这就引起我教她注音字母使她识字的兴趣,给她起名张瑞芝。”他非常希望加强其文化学习,发现其受到婆婆限制很大。安宅不能对母亲(大婶)发脾气,只得向瑞芝发难,“弄得家庭乌烟瘴气”。后来安宅坚持外出读书,在北京站稳脚跟后,将瑞芝带到燕京大学,将其发展为共产党员。1928年夏,瑞芝生第三个孩子培廉,入冬即病倒,当时共产党进入地下状态,“成年提心吊胆的生活,使她受苦不小”,因为家庭成员众多,安宅收入有限,尽量节省,无从豢养,为减轻其负担,瑞芝决心回原籍等死,因为前面所生两个孩子都没有存活,便将培廉留给安宅,于1928年旧年前离京,1929年春辞世,“到今天看,我深深有歉于她那样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第五件就是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李安宅高小毕业后,基本实现“工读自给”,因为他意识到“经济不独立是其不自由的最大原因”,在燕大工作后,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安宅兄弟姐妹众多,有大婶所生的三个姐姐,大伯所娶姨太太生有二弟安寰,四弟安实。三婶生有四妹李宁,三弟安宇,五妹三余,大多曾投奔安宅,表弟及三婶所生三儿女,都由安宅供给读书。“1933年四弟安寰死,留下孀妇张凤鸾,以后由北京,到成都就我们。”1933年春,宋哲元向喜峰口撤退,安宅亲戚36口逃到北京,家中到处睡满了人。有人路上得病,传染了安宅双生子小的一个,“虽然五六天后分别租房散开。但我已筋疲力尽,未能好好照顾孩子,小的因此夭折。”此诚人生一大痛事。[5]   尽管李安宅早年因为经济不独立,祖母很专制,人身不自由,启蒙虽早,出道较晚。但其毕竟聪慧,善于学习,对语言与哲学均有兴趣;而且他起步虽晚,但在中学时开始养成奋起直追的习惯。这可能造就其学术道路的两个特征:一是兴趣广泛,涉猎多个领域,其语言能力使其翻译作品很多,其中有关语言学的就有多种。二是习惯后来居上,迎头赶上。他既有“建设科学的野心”,便埋头著译,在燕大很快有了一席之地;后来投入边疆研究,也曾强调“我们向来对于边疆的注意太少,为了补偏救弊计,非特别研究边疆不可”,以前对边疆的认识多是“误解”或是“偏见”,连外国对中国边疆的研究都走在中国人的前面,应趁着抗战建国的特殊局面,在边疆研究方面应“迎头赶上”。[6](P.1)
  李安宅起步既晚,1949年后基本告别学术,文革结束后其所研究的学科解禁,但其年迈体衰,身心俱疲,无法再展宏图。在其短促的学术生命中,他的学术成绩不容低估。陈波对其人类学成就已有论述。[7]笔者在此从“工夫在诗外”的角度,侧重外在条件提供者,提出安宅的学术成长中有几个关键人物。
  其一乃其三叔。因其工作性质流动性强,工作调动也频繁,思想也开明,主动带安宅到遵化就读中学,到遵化报考邮政,使久困于祖母庇护下的安宅有机会跳出家庭束缚,已如上述。
  其二是美国传教士侯感恩(R.M.Hogan),天津“青年会”夜校老师,是安宅在该校学习英语以备报考邮务的教员。他是安宅“第一次接触到的外国人”,给安宅灌输为人服务的观念,并说明 “中国人盲目到外国留学的坏处“。后来侯感恩调到济南,1923年介绍安宅到济南青年会教英文学校晚校、夜校,白天在齐鲁大学选修文科。从此,安宅“开始工读自给,摆脱了老家的束缚和经济供给”。在齐大期间,安宅学习“与基督教有关的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和比较宗教学,开始将眼光更多转入社会问题方面。安宅感受到基督教并非以前所认识的那般浅薄,而加入长老会。侯感恩可以说是安宅学术的引路人,使其认识基督教,入读教会大学,学习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基督教”、“教会大学”、“社会学”,这几个关键词,伴随了安宅的学术人生。而且侯感恩还促成了安宅留美,他知道吕嘉慈(I.A.Richards)对安宅的学术评价后,并以安宅已经具备学术基础已非盲目为由极力鼓动其留学,并在吕嘉慈联系哈佛未果后向罗氏基金推荐,使安宅留美终于成行。
  三是于道泉,1923年结识的齐鲁大学同学。安宅佩服其渊博,随其学世界语。次年,道泉同泰戈尔去了北京,安宅争取到奖学金到燕京大学继续学习,两年后留校担任助教。1928年底,瑞芝回老家养病未治,将培廉留给安宅抚养。安宅“无法经猷小孩子,先送协和医院服务部,找贫家哺育,嗣即送与于道泉同志夫妇作养女。”1929年,道泉写信给其在日本留学的妹妹于式玉,介绍新丧偶,但“有革命干劲,坚苦朴素,而又好学”的安宅。式玉当年暑假即到北京与安宅相见而定终身,此后生死相随,堪为藏学界之“天涯同命鸟”。安宅的藏学研究之成就,式玉可以说是居功至伟。[5](P.32-41)安宅由同学而为妹夫,实道泉成全之。
  四是吕嘉慈,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也译“瑞恰慈”。在中国学者朋友中,与李安宅私交最厚,常在一起吃饭、聊天,探讨科学和哲学问题。如吕嘉慈1930年日记中记载,6月就多次相见,25日,“与李安宅度过了美好的上午时光,并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愿望”, 11月17日到李安宅家做客,并对胡适先生的科学和哲学观进行了探讨,同时还探讨了“概念”一词。[8]安宅后来追忆,“我既为英籍教授吕嘉慈看中,乃劝我留学美国。第一次与哈佛办交涉不成,乃与罗氏基金办交涉”,“吴文藻亦以社会学系主任的资格,写了保举信。”[9]P.161,154)不过在安宅的1951年和1961年自传中,对此说法不尽同。1951年版言,侯感恩到京开会,问其是否有意留美,安宅答:在天津时受其影响“便已看不起留美”,步济时主任燕大社会学系时即有机会,“但早已声明不考虑”,“至若有缘赴英一看,则对数年来人类学的体验,或有好处,所以剑桥大学吕嘉慈提议此事,曾表赞同,但机会未成熟”。接着安宅在自传中写道:“他说:救国之途多端,锻炼学术,亦为其一;当年所反对者,乃你盲目留美罢了。话毕分手,由上海写信,谓已将我们的谈话内容介绍给罗氏基金负责人。”但在1961年版中,安宅述其留学的渊源:同黄子通教授进修哲学的时候,曾与英国客座教授吕嘉慈(I?A?Richards)合作;在其1932年底决心组织义勇军时,吕嘉慈曾来一长信,劝以爱国之道多端,学术贡献亦为其一;侯感恩来访安宅,见信以为是对安宅学术造诣的评价,乃劝其“找机会留美搞专业”。笔者以为,1961年自传说法或更可信,因为侯感恩本不赞成“盲目留美”,对别后几年的安宅学术造诣也不太知晓,而吕嘉慈因与安宅多次合作,对其爱国赤诚、学术基础及前途均有了解,劝其学术救国更合事理。
  五是于式玉,即其相濡以沫近40年的第二任夫人。笔者此前研究已指出,安宅从事拉布楞调查,实乃式玉“草莱初辟,以启山林”。安宅本在兰州科学教育馆工作,式玉到拉卜楞一带调查,发现那里藏民国家观念淡薄,习俗宗教特殊,觉其地为应用人类学的乐园,乃请安宅前去。式玉极具语言天赋,很快掌握藏语,为安宅担任翻译,协助安宅工作,所以安宅为人称道的藏族宗教研究,实际上也可说是二人合作的结果。另外,安宅治学乃其长,治家则其短,而式玉勤俭持家,善于协调,妥善安置大家庭成员,积极支持安宅出国留学,为安宅治学提供了后勤支持和感情慰藉。B12
  六是罗忠恕,为安宅原燕大同学。在1951年版自传中对罗忠恕没提,对华西也颇有怨言。1934年接到华西大学聘书,安宅认为除教书外,有研究苗民的可能,便接受了,但暑期接到“罗氏基金的电报,谓留美研究费已成,且不必为学位耗精力,可按中国乡村建设的需要进行研究”,于是找人代赴华西,赴美留学;1941年,安宅又应约到华大,“发现并无办研究所的诚意,更不用说办在边疆――不过藉商谈名义骗我去教书而已。因为研究所根本没有钱,而宣布我主持社会学系的招生广告,则招徕新生40名“,他”知道国内局面暂时管不着实地边疆工作,乃一面以教授资格教书,与旧同学蒋旨昂创办社会学系,一面逢人说项募捐,创办华西边疆研究所。“在1961年版,安宅介绍华大院长罗忠恕是原在燕大一起读哲学的同学,在1934年未决定留美时曾答应来华西教书,因赴美给他另荐一位同学黄迪;1938、1940年两度经过成都去西北都曾与他相会。1941年暑假前罗忠恕写信说华大董事长张家?H热心边疆工作,托安宅写个计划;安宅将深入藏族地区工作的意义和推行墨西哥经验的意见写给他。忠恕希望来商谈,并汇了路费。安宅”到成都才知路费是借的,社会学系新成立已招新生待上课,研究所还需张家?H想办法。我既无钱还路费,不得已留在华大工作。“尽管安宅到华西,工作条件一般,但因当时成都名校云集,学者众多,丰富了安宅的学术圈,而且与政学两界交往机会多,加入中国边疆学会、边政学会等主流学术团体,发表论著机会也大为增加。   七是顾颉刚。1929年5月,顾颉刚应聘燕大,9月任国学研究所导师,与黄子通等同事,安宅是年至1931年任该所编译员,并随黄子通进修康德哲学。二人成为同事,虽然学术领域不一,但不同而和。顾颉刚乐于组织学术社团和编辑学术刊物。李安宅夫妇也参与了其中一些活动,包括共同出资创办燕大引得校印所,参与通俗读物编刊社、技术观摩社、边疆研究会及绥远蒙旗考察团等。安宅后来到西北,亦由顾颉刚等促成。七七事变后,安宅夫妇认为北京不宜久居,拟辞职,顾颉刚与陶孟和建议燕大校方派安宅到西北,“领旧燕京大学薪津到兰州与甘肃科学教育馆合作,负责社会科学组”B13。当地离藏区(拉卜楞)近,正是李安宅所主张的“应用人类学”的乐土。但同去的于式玉只算请假不带工资。二人创下了中国人类学家在一地进行调查时间最长的纪录。[10](P.225)安宅后来又到华西大学,成立华西边疆研究所,成为国内研究边疆问题的权威,其中受益于顾颉刚不少。据顾颉刚日记,1940年12月31日,安宅夫妇被其列入“边疆工作可用人才”,次年3月31日,安宅又被列入中国通史所需专门人才(西北史)。因顾颉刚牵线,安宅与不少政界要员和学界精英认识,为安宅扩大学术和社会影响提供了更多机会。[2](P.37-45)
  三、李安宅的政治纠结
  作为一个学者,李安宅与政治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疏离,但是也没有远离政治。他既是早期的共产党员,也加入过国民党和三青团。1949年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他也未能全身而退,不过其后半生的人生遭际,基本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他的党派关系及与各界人士交往也比较复杂。他早年即与基督教人士交往较多,曾加入长老会,后又与其脱离关系。1949年前,他在国内的学习和执教均在教会大学。他还担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部顾问,在其服务区域开展实地调查研究。B14
  安宅在多个版本的自传及其他各类交代历史的文本中都要讲述其加入共产党的缘起及脱党的原因,也要提及他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那段令其痛心疾首的经历,并且深挖了思想根源。当然,在不同时间,其叙事的详略及其反省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就两个版本自传而言,1951年版主要是叙事,而1961年版自传中列了专门一节来交代“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思想情况”,侧重在分析。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此时安宅才中学毕业,找到机会来到天津。他在侯感恩处第一次被灌输“为人服务的观念”,或因此时读书阅世,想起“我所经过的大事,小学时代的21条,中学时代的复辟、五四与内战”,“使我爱国情绪颇为激昂”。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安宅“在政治思想方面,因五卅惨案与三一八大屠杀,也启发些左倾认识”,“直接谈话中,使我刺激最多的,是母亲娘家的侄孙――高几先”,“他说他是共产党员”,虽然对其宣传的“革命冒险的事是工人苦人干的,我们知识分子只需要指挥就是”不太认可,但“由于他的刺激,使我读了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籍,自己才把自己打倒了不少。”如果说高几先在思想上给予安宅以引导,那么戎之桐B15则在行动为其作出了表率。戎在“三一八惨案”中受伤,安宅虽与之不熟,但到医院慰问过他,“佩服肯于自我牺牲的人”。戎之桐返校后与安宅接近,“经若干次谈话,介绍我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叫我参加国民党小组活动“,后经李大钊派遣到张家口苏联领事馆做总领事的秘书。安宅入党后,还逐步将于道泉及自己的夫人张瑞芝都发展成为了中共党员。B16
  在1961年版自传中,安宅对其入党过程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在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时候,“未受直接影响,只有学校内部驱逐不称职的教员的若干次风潮,都是参加了的。当时主导思想在儒家理学与桐城派文学基础上,要求学本领,冲破老家限制,升学向上爬。“在齐鲁大学学习社会学,他开始”打破儒家传统观念,接受教会学校教育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关心宗教并用宗教团体进行‘社会服务’与掩护革命工作”,接受平民教育运动的想法并参加此类活动。在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时,安宅在燕京大学读书,“积极参加了支持全国罢工的街头演讲宣传和募集款项,也参加了反对段祺瑞的游行示威,但未参加请愿“,初步读到“共产党宣言”、“家庭、国家及私有制之起源”等书。⑤可见,直到1925年以后,安宅才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
  安宅对其入党动机有所交代。在1961年自传中,安宅总结了三点动机:“第一,由于当时革命高潮的影响,自己亦看见国内外反动势力不许中国富强,个人出路要摆脱旧家庭,亦无安身立命之处,非有革命的集体,没有任何依附;第二,高几先批判我搞的‘社会服务’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任何根本问题;第三,因为参加三一八爱国请愿而受伤的戎之桐,经过到医院去慰问,使我十分钦佩,他吐露参加党的意见,我认为跟着他走不会错。经过李大钊同志的谈话和在张家口苏联领事馆的锻炼,我是十分积极的。“虽为事后之语,依然大体可信。那时不少年轻人对共产主义都有好感,当年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是胡适等人也对社会主义寄予厚望。
  在燕大学习期间,他经戎之桐介绍于1926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由组织授意参加了当时的国民党。当时中共服从共产国际命令,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虽曾促进国民革命及中共力量的发展,但也为国民党提供了分共口实。B17
  是年冬,他随戎之桐到苏联大使馆见到了李大钊,后李派他在苏联驻张家口领事馆担任英文秘书,自此到1939年止与国民党断绝了关系。1927年李大钊被捕,中苏断绝国交,领事馆撤消,领事克利茂夫问李安宅是否去苏联,他说如果去苏联的话,组织会认为是逃难,还是回北京找组织好。于是他又返回燕大社会学系。经燕大支部同意,他一面参加支部,一面在海淀组织居民小组,并担任西郊区委会教育委员,经常出席清华大学或香山慈幼院党组织的会议。1929年至1930年,中共北京市委屡遭破坏,海淀小组随即解体,1930年后失掉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安宅与国共两党都没有组织联系,似乎可以安然做一个学者了。的确,他自1929年起陆续发表论文,翻译作品,出版著作,并出国留学,在学者的道路上走得顺风顺水。如果他就此与党派组织斩断情根,其中共早期党员的身份或许能使他在晚年少受很多屈辱。但在西北、西南期间,他分别加入了国民党和三青团,成为他以后被举报为美蒋双料特务的由头。   1951年版自传中对脱党后与中共的关系作了较多交代。安宅脱党有个过程:国共分家后,虽然安宅所在的北京西郊仍有组织活动,但已受到极大限制,戎之桐调往山西,书记被捕自首(实为叛变)B18,后来组织重建但屡遭破坏,多位党员牺牲,部分逃跑,安宅居处也常有人监视。以后逐步失掉组织关系,后来虽有“燕大的后辈同学”借安宅家中开会或油印文件,苏联恢复邦交后,北京使馆有人曾到安宅办公室“访取材料”,谈“掩护工作的重要”,安宅“以为组织上认为我的掩护作用胜过直接工作,也未可知。”总之此后安宅较多精力投放到学术工作和家庭生活中,与党的关系逐步疏离。
  1961年版自传中侧重分析其脱党的原因。安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民主个人主义立场未得到改造”,其他思想情况有以下七点:
  (1)“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未得解决”:他从张家口回到海甸,见替他照顾家庭的王乃堂调到山西,认为“组织不照顾个人利益“,有同志被捕可以赎出,但因家贫而牺牲,认为“组织只要使用同志而不关心同志”;
  (2)“受苦受难的平均主义思想”:“抛开革命任务不管,抛开为谁革命的问题不管,专在个人问题上打圈子,专与这个比,那个比,当然不能坚持革命”;
  (3)缺乏“革命的坚定性”:因环境紧张,埋头读书,“避难思想越来越浓重”;
  (4)“把组织与党员对立起来”:认为应该“组织找我”,“不该去找组织暴露组织的秘密”,认为做好“掩护工作便够了”;
  (5)生怕失业,“背上民族学专业的包袱,便离革命更远了”;
  (6)“解决不了理论问题”:所学知识的“思想方法都是形而上学的”,“求知愈多,距离革命愈远,主观主义与形而上学愈将主观设想当作客观实在”;
  (7)“资产阶级分工论”:“通过学习社会学,加强了‘救国之道多端‘的自我辩解的理由,把职业革命家推为天才政治家的事,自己没有政治天才,只好去做所谓学术工作”。
  安宅虽然深思熟虑挖掘了自己的思想根源,但其实客观上恶劣现实条件的制约和主观上人生设计的转变,促成其脱党而未能重返组织。在北京地委都被破坏、书记许锡仁叛变、昔日同志或牺牲或逃跑的情况下,安宅未再暴露身份也在情理之中。在职位低微、薪金微薄、家庭成员众多、经济负担很大的情况下,安宅四处兼职,埋头著译,也是不得已的“生产自救”。更何况随着其学业有成,学问精进而朝着专家学者的方向发展,随后又颠沛流离,来到西北西南,与党的关系自然逐步疏离了。
  关于加入国民党。1951年自传中,安宅交代,其在西北工作时常受“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直属边区党部”的“中伤”,当面假装崇敬,暗中诋毁“汉奸”、“奸党”,为了坚持工作,才于1940年夏秋同当地小学教师们“集体接受了国民党证。”但在1961年自传中,安宅交代其入党经过:主要是因为刘廉克代表“伪中央组织部”边区党务处联合拉卜楞“反动势力”给他的压迫控告,乃在赴重庆办燕大转移关系(由燕大转归其合作机关“乡建研究所”发薪)之便,由边区党务处李永新处长,以朱家骅的名义为介绍人发给“特字63369号”国民党证。大概“集体入党”,相当于“入乡随俗”,安宅那时或有“法不责众”的想法,但在1961年形势严峻,不能不坦陈真情。
  关于加入三青团。1951年自传中,安宅举重若轻地谈起此事:“1942年暑假,张治中办的灌县B19夏令营约我讲话。他们在发动学生入团前,给了我一个团员证。“1961年自传中,安宅详细交代原委:他因到处宣传边疆工作,被邀请到三青团在灌县举办的夏令营演讲,他因“有意看看青年团到底在内部搞些什么把戏,便同意去”,拿到“一张蒋中正名义聘我为常务委员的证件”,到了后被分组到一中队做训育干事,该营秘书即以国民党腐化,应该由三青团把青年振作起来的话动员他参加三青团“以资号召”,发了“川字32007号”的团证,“成了欺骗青年的工具“。
  关于加入反动党团组织的原因,安宅在1961年版自传中做了深刻的剖析。“为了所谓业务、学术,把革命的政治推给天才的政治家,就这样把自己一再推进反动政治的泥淖。‘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既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第一次迈进国民党,第二次迈进三青团,就不似第一步还有较多的考虑了。”“与反对党团的关系,加上长期在教会大学读书、教书,并两度出国与美英帝国主义的所谓学术联系,是构成个人在解放前文化买办的身份,所以,空洞的爱国愿望,反而为文化买办思想内容的精神实质作了自我欺骗的掩护,使我久久认识不到自我改造的严重任务。”
  对比两个版本,我们可以看到,1951年的安宅,还在进军入藏,正在为党工作,对于过去的政治生活经历,虽然可能有不祥预感,陈述历史不敢不提,但又尽量轻描淡写。在经过反右和整风之后,安宅对过去历史无法回避,只能“觉今是而昨非“,陈述缘由讲清其加入”反动党团“时之场景与动机,突出其不得已之苦衷或良好用心,随即深刻揭批思想根源。
  李安宅脱党后没再能成为共产党员,成为他晚年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他参军入藏实际上担任了藏学顾问和文教工作。1951年秋,他又随军进入拉萨,其间曾多次要求组织考察他的历史。在三反时期,他正式声明与国民党与三青团脱离关系。1956年春,他受命参加四川省政协,后调西南民族学院,次年又到省委高干自修班学哲学。此时他开始搜集他的所有译著及各阶段经历的证明人,准备带回拉萨接受审查。再后他借调到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参加藏族简史的编撰工作,曾将可在北京找到的证明人名单交中央民委代为调查。在西南民院时,他又重新整理资料,编号后交予西南民院党委请予审查。他多次要求审查他的历史,孜孜不倦地希望回到党组织中去,但其夙愿至死都未能实现。
  安宅是个读书人,但关注社会改良和发展,乐意为人服务。他的思想来源多端,除了他与生俱来的封建家庭及传统教育,在其后来人生选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主要还是基督教和社会学。他分别在三所教会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学习和工作,而从事的学问主要是社会学(那时的中国社会学又常与人类学、民族学纠结在一起)。他既有建设科学的野心,也关注“活的人生”,对政治活动也有一定热情,尤其是在学术上尚未显山露水的时候。他加入共产党有一定思想基础。在那时语境中,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先进政党,两党合作,加入正常,不存在纠结的问题。纠结的问题产生于两党分家。很明显,那时国民党是强势政党,有政权有军队,为合法执政党。共产党为初兴政党,为在野小党,虽然共产党可以宣传国民党是反动的,但国民党可以宣传共产党是非法的。在共产党转入地下状态后,基层党员如果不能保持与组织的联系,很容易脱党;暴露身份往往有杀身之祸。作为学者,要在学术上站得住脚。在政治活动不能参加,组织关系不能仰赖的情况下,安宅着意于学业进步,属正当诉求。后来加入“反动党团”,也有其合理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框架下,两党再度合作,携手抗日。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领导抗战正面战场,很难说是“反动党团”。安宅通过自己的学术努力,为国民党及其政府要人所关注,被纳入其党团队伍,正是其游走在体制外,但在体制内仍“受重视”的体现。然后时移世易,昔日的辉煌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安宅的后半生在喋喋不休的“从新交代历史”中度过。安宅在自传中的痛心疾首也是后见之明,以后来的定性和概念来界定过去的选择与作为。他的文风也为之一变,不再是自信的铺陈其调查及理论思考,而是絮叨其人生轨迹及得失,其中充满了无所适从但又希望组织尽快接纳的期待。   四、结语
  安宅在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在关注和评论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他的视角,也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他提供了镜子。他写过五个自传。与胡适、顾颉刚等不少大器早成,功名卓著的人所写自传不同,其写作目的并非留名青史,而是自证清白。茨威格在其自传《昨日的世界》中,用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历史的真实来阐释个人诗意的生命,而又用自己的生命在体悟历史的变迁,可谓真实与诗意的水乳交融。[11]自传作为建构个人历史的一种方式,也在表达对过去经历和现在处境的一种理解。李安宅的自传没有那种诗情的表达,也并非展示其光荣与梦想。他更多是在一种“交代历史”的时代条件下的规定动作。当然,自传的撰写过程中,也有一套选择机制。人生经历,往往驳杂,不可能面面俱到。作者肯定有一定的倾向性,甚至是主观的塑造。1949年后,中国还有一种自传,被规定了内容选择项的自传。比如李安宅1961年所写的自传中,就有一个自传提纲。他在这种规定动作中,一一照办。从其自传可以看出,他对此相当重视,基本算是知无不言,但也有自我保护的意识。比如对自己家庭经济境遇的表述。虽然已暴露房产和地产不少,但仍强调所达到的只是基本温饱水平,在祖父一辈即已处于破产境地。不过这些不是笔者所欲探讨的。我想讨论的是,李安宅的学术成长和政治纠结,既是其无法选择的出身所局限,也是其主动追求所导致,又为变动时局所牵累。走动在政学之间,贯穿了李安宅的大半生。这既使其壮年时期的学术事业及声名如虎添翼,也使其后半生喋喋不休地交代历史而在学术上寂寂无闻,没有再能焕发新生。
  注释:
  ①参见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卷4,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7页。罗志田最近指出史学研究中“人的隐去”的现象,呼吁学术史研究的重心要放在人上;学术史可以也应该是学者治学的历史,最好让读者看到学者怎样治学,并在立说者和接受者的互动之中展现学术思想观念的发展进程。参见罗志田《学术史:学人的隐去与回归》,《读书》2012年第11期,第3-11页。桑兵也认为,今人所写学术思想家评传,好将生平与学术思想分离;应以学人的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为历史整体的一部分,而非仅为专门的学术史,而研究学人历史,应考察学人对于历史和时势的观察判断。参见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中华书局,2008年,第5-9页。
  ②参见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关于当前学界及本人对李安宅的研究情况,可以参见林日杖《编辑视野下的李安宅研究:学术研究综述的范式转型》,《中国藏学》2015年第2期,第59-73页。
  ④《自传内容》(1961年5月15日)有8条,大致如下:1.个人及家庭情况,尤其是职业、政治态度及对本人的影响;2.参加革命前后个人阅历,尤其是接受教育和参加社会活动及思想表现;3.参加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的情况;4.或者加入民主党派的情况;5.参加工作及此后的思想表现及重大问题具体情况;6.参加过哪些重要运动,受到哪些训练;7.参加反动党、团、军队、会道门的情况;8.提出历史上各个时期的证明人,并说明证明人现在单位及工作情况。
  ⑤李安宅《自传》,1961年9月3日。
  ⑥下文有关封建传统影响的几段,如无注明,均引自李安宅《李安宅自传》,1951年7月11日。
  ⑦关于李安宅此间的学术转型,参见汪洪亮《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
  ⑧《李安宅入党交代的历史》,1957年9月20日
  ⑨李安宅《报告》,1955年2月20日于呼和浩特。
  ⑩参见李安宅1952年所填《三反干部交代关系登记表》。
  B11参见《李安宅从新交代个人历史》,1957年9月30日。
  B12参见汪洪亮《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才情未尽与蜡炬成灰――从〈自传〉看于式玉的人生历程与内心世界》,待刊。
  B13 参见李安宅《与国民党三青团反动派的历史关系》,1957年8月30日。
  B14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参阅杨天宏《基督教与“中国边疆研究”的复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边疆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汪洪亮《应用人类学视野中的民国边疆服务运动――以李安宅的相关论述为中心》,《思想战线》2010年第5期。
  B15戎之桐(1902―1967),又名戎叶侯,山西人平定县人,1902年入燕京大学学习至1927年,1923年入党,是中共北京地委在燕京大学发展最早的党员。1925年出任燕京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27年受组织安排化名王红玉到山西工作,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2月被免职,随后脱党。此后往南京谋职,先后任孔祥熙秘书、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山西裕华银行职员、董事会总秘书等职。参见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战斗的历程:1925―1949.2燕京大学地下党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8页。
  B16本段内容参见李安宅《李安宅自传》,1951年7月11日。
  B17杨天宏《加入国民党之后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6期,第16-34页。关于国共合作及其分裂,可以参见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王奇生《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B18在安宅1961年版自传中,指出其名许锡仁。据查,许为燕京大学英文系学生。1927年10月,中共北京市委遭受破坏,市委和总工会主要干部28人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11月,中共成立北京临时市委,许锡仁担任临时市委委员,负责青运工作,但11月下旬许锡仁即被捕叛变。参见《北大英烈》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B19灌县即今日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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