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的GDP 已经高达51.9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统计局，2012）然而高GDP的背后却潜伏着一系列的社会隐患。中国在飞跃式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改革成为当前中国的重要议题。其中，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资本悬殊和社会区隔使得社会矛盾日益激烈，中国社会的贫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大，政治腐败，社会暴力化等问题又不断凸显。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如何让个人有尊严的生活，从社会政策的层面来说，就是如何平衡社会发展和个体生存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并对资源进行合理的二次分配。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说，“对发展的恰当定义，必须远远超越财富的积累和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收入有关的变量的增长。这并非忽视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必须超越它。”
发展型社会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基于吉登斯，米奇利等西方学者对传统福利社会的一系列反思，其试图把以往社会福利对社会平等公正的追求与当前的经济发展联系起来，通过一种“生产性”的新体系来应对现代性所带来的风险，以此推动个人和社会的协同发展.。笔者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自身的宗旨和特点可以为当前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提供一条有效路径。
一、理论探讨
1985年，威伦斯基（Wilensky）和勒博（Lebeaux）在《工业社会与社会福利》一书中首次提出补缺型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二分法，补缺型依靠家庭和市场提供福利，而制度型以国家为基础提供福利。总体来看，传统的补缺型和制度型社会政策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抉择，在国家――市场的二元结构下去讨论社会福利到底是偏向于依靠市场还是偏向于国家共同体，而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基础上打破了固定不变的二元结构争议，更富动态和实践性；其宗旨在于推动个人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发展，试图避免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断裂和失衡；同时，发展型社会政策以全球化为背景，引入了多维关系，避免社会福利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同时注重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平衡，增强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开放性，自主性，包容性的特征。
（一）多维关系的引入与社会体系平衡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一大特性是注重社会中不同主体的参与，与传统的福利制度相比，它既需要政府的引导，也需要个人发挥主体性，并积极倡导政府与第三方组织的合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首先，在发展型社会政策中政府仍然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政府的治理方式发生了变化。吉登斯指出，“问题并不在于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在这里，政府扮演的是“守夜人”的角色，国家为社会投资提供有效途径，帮助个人和社会组织进行自我发展。其次，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投资。通过社会政策有效地增加投资者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并增强产出效益，促进社会的再生产能力，具有可持续性。
再次，发展型社会政策通过重构社会发展观，将工具性价值和目标性价值统一起来，既强调整体性及全面性的实践策略，也强调特殊性及针对性的社会干预，通过实现整体性进步和积极差别性对待的统一，完成对传统社会政策的超越。它注重个人能力的提升，提倡个人的积极参与，通过投资――产出链条联系个人和社会，发展个人的自助能力。
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发展型社会政策试图平衡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跳出了公民――国家的二元结构，其通过投入――产出纽带，把个人，社会，国家这三者联系起来，旨在协调和平衡现代风险社会中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张力，突出公民社会的作用，既发挥个人的主体性也注重社会关系的恢复和健康发展。
（二）个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一大基础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注重的是个人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社区作为个人和社会的基础性联结，社区是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承担着团结个人和促进社会复苏的责任。社区所具有的地方性和独立自主性可以更好地调动居民的共同参与，抑制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关系，同时也避免了政治权力对个人自由的过分干预。
一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注重对权力关系的制约，通过平衡各方关系来发挥人的主动性，个人的自由度在这种制衡关系中获得了相应的提升；另一方面，发展型社会政策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个人的社会责任也被拓展，在此，个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身处社会团结纽带中的公民，从个人到公民的角色变化，实质上是实现人与社会的协同发展的过程。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对社会问题的观照
发展型社会政策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建构，它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使得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这些新变化给传统西方福利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继续按照以往的思路，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挣扎已经无法解决现代社会的资本竞争，老龄化等问题。正是考虑到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学者们才提出了发展型社会政策。它主要观照了现代社会的三大问题，即权利的扩散，社会冲突的加深和社会成员的原子化。
第一，在现代权力的抑制问题上，福柯认为现代的权力体系是弥散式的，权力存在于经济、知识、性等各种关系中，并直接发生影响，通过以普遍化监视为基础“规训”手段对整个社会构造进行组织，使其变成一种“纪律社会”。我们可以将之视为现代性带来的新一轮极权，然而这种极权已经生成了一套制度逻辑，其不断进行着自我再生产，如何抑制公权力对个人领域的侵蚀早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发展型社会政策明确地指出了政府的社会角色，即没有削弱政府职权，也没有把公权力放在至高位置，而是通过社会关系纽带给予制衡，从这一角度来说，权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3. 行动体系建设。社会政策并不是单纯的纸上谈兵，它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行动所构成的行动体系。在积极提倡发展型社会政策时，也需要建设健全行动体系，从而解决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只停留在理论讨论层面并不能发挥政策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制定相应的政策时，更应该注重形成一个社会政策的行动体系，对社会福利进行可操作性设计，使得政策的实施更加具体化。学者李培林就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的“社会核算”体系就是一个实例，他指出社会核算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对宏观发展状况的评估，而且可以用于对所有企业、机关和事业部门的业绩评估。例如，在企业业绩的评估中，不仅要看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指标，还要看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证，应当成为企业信用和信誉的指标之一。如果一个企业违反法律，把企业责任转变为社会负担，那么它就要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更需要的是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社会政策需要向发展型迈进，并且从理论走向实践，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步都值得我们仔细商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