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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

  摘 要:在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即: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是不稳定因素;东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最后提出了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北联、西进、南合、东拓”地缘战略及对策建议。
  关 键 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战略;周边国家;中国.
  1 引言.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同周边地缘安全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个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和持续健康发展;而一个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周边环境则会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如何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营造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就显得格外重要。
  习近平同志2013年10月在研究中国未来10年周边国家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中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就是要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①。
  中国国土面积960万km2,周边陆上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陆地边界线(含界河、界湖)总长22800 多 km;有 6 个国家与中国隔海相望,海岸线总长3.2万km(其中大陆海岸线1.8万km,岛屿海岸线1.4万km),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面积约300万km2。在世界大国中,除俄罗斯外,中国是周边邻国最多的国家,加上这些国家历史变迁、民族宗教、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因此,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也错综复杂,对国家安全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2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内涵及产生背景.
  2.1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定义.
  地缘政治又名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根据《辞海》第6版的定义,是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结果的理论(夏征农等, 2009, p.444)。通俗地讲,地缘政治是指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基于地理区位、地理空间和历史地理等因素而形成的政治军事联合、结盟(政治和军事集团化)或政治对立乃至遏制或者战争的相互关系态势及演变过程(陆大道, 2003; 陆大道等, 2013)。地缘政治强调地理对政治的影响,将地理位置、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作为制定对外战略方针的理论依据。按照地缘政治的基本观点,在国家关系中,对抗和结盟一般是不可避免的,其目的是为了谋取领土、资源等生存条件和生存空间的支配权力与控制权力(刘妙龙等, 1995; 孔小惠, 2010; 陆大道等, 2013)。
  地缘经济是在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支配下,国家与区域之间围绕商品市场、资源供应、资金技术流向等形成的竞争、合作与结盟关系。它是在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下,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政治军事对抗而出现的新型国际关系,目的在于使各自国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在政治经济权利控制、支配与反控制、反支配的世界现实中,处于有利地位。按照地缘政治的观点,密切的地缘经济可以起到政治关系的“稳定器”作用。
  2.2 西方地缘政治的代表性观点及产生背景.
  西方地缘政治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世界上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等日趋衰落,而美国、德国、日本等一些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扩大势力范围、争夺殖民地和争霸世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因此,形形色色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就应运而生。西方地缘政治学是在“国家有机体”学说的基础上,综合了海权论、陆权论、边缘地带论和“生存空间论”等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理论依据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点是为大国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制造舆论。
  2.2.1“国家有机体”理论.
  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 Ratzal,1844-1904)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核心是用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的生物竞争理论来解释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1901年他在《国家空间增长的规律》一文中,将一个民族看作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认为一个寻求领土扩张的国家就好像是一个正在生长的生物有机体寻找生长空间一样。拉采尔罗列了国家扩张的7个规律,其中两个是:国家的空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增长;国家的成长通过合并及吞并小国来实现(杰弗里·帕克, 1992; 丁力, 2010)。
  1905 年,瑞典政治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R. Kjel-len, 1846-1922)首次将地缘政治学定义为“把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并提出“决定国家生命的因素是维持生存权的本能、扩充领土的意向和伸张权力的意志”(杰弗里·帕克, 2003; 丁力, 2010)。
  2.2.2 海权论海权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海军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 1840-1914)则强调控制海洋对国家和战争的重要性。1890年,马汉在其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指出,制海权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和基本;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是对世界主要海峡和海上通道的控制(Mahan, 1890; 杰弗里·帕克, 1992; 丁力, 2010)。
  2.2.3 陆权论.
  陆权论(即“大陆腹地说”)代表人物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特·麦金德(H. Mackinder, 1861-1947)认为,区位和自然环境是决定世界权力结构的重要因素(R. J. 约翰斯顿, 2004)。1904年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基于陆上霸权的中心思想,将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区(即“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区、新月形地区。其中,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俄国、东欧及中亚地区称为“心脏地带”;从德国、土耳其、印度到中国是“内新月形地区”,从南北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到澳洲为“外新月形地区”。并提出,“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②;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杰弗里·帕克, 1992; 哈·麦金德,2010; 丁力, 2010)。
  2.2.4 边缘地带论.
  美国耶鲁大学的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 Spyk-man, 1893-1943)虽然接受了麦金德对世界地缘政治学划分的思想,但他从美国如何控制欧亚大陆的战略出发,强调位于欧亚大陆与海洋之间的边缘地带的重要性,并提出,“控制边缘地带者统治欧亚大陆;统治欧亚大陆者控制全世界命运”(丁力, 2010)。
  2.2.5 生存空间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 Haushofer, 1869-1946)在全盘继承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学说以及海权论和陆权论的基础上提出,国家在永恒的的生存中有很多需要,但是最基本的是生存空间的需要,国家有机体的生长和发展依赖于生存空间的获取(杰弗里·帕克,1992; 丁力, 2010)。同时他还研究了二战前全球、中欧、英国、印度、日本以及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地图,以此说明寻求生存空间的重要性(这些文章发表在德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刊》上)。他还认为,传播民族文化是征服空间最有效的方法,并提出了德国为工厂、其他国家为“大日耳曼”的农业原料产地的“大空间经济论”(丁力, 2010)。
  2.3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重新受到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50-60年代,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均势”外交战略是国际地缘政治的主要特点。因此,地缘政治研究曾一度处于低潮。
  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地缘政治论著(Gott-mann, 1952; Hartshorne, 1950; Stephen, 1955),但其影响力大不如前。
  自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均势”被打破,逐步确立了美国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支配地位。为了进一步实现其控制全球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学在美国重新得到重视。从1973 年美国地理学家索尔·科恩(S. Cohen)提出的将世界划分为不同地缘等级的“多极世界模型”
  (Cohen, 2009),到 1993 年美国哈佛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塞缪尔·亨廷顿(S. Huntington)提出的由地缘文化冲突引发的“文明冲突论”(塞缪尔·亨廷顿,2002),以及 1997 年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Brzezinski, 1997),标志着地缘政治学在复兴中不断发展(丁力, 2010)。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在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中发挥着日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不仅重新受到美国、俄罗斯及欧盟的普遍重视,而且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也开始研究周边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目的是为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丁力, 2010; 杜德斌等, 2012; 潘忠岐等, 2011)。
  2.3.1 世界地缘政治的多极化进一步加强.
  冷战结束后,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新兴国家的崛起,欧洲从欧共体走向欧盟并不断东扩,以及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全球化,彻底改变了美国独霸全球的单极世界和单边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美国、欧盟、东亚三足鼎立的政治经济格局。同时,“金砖五国”的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由于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不断提升;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由于受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打击,经济持续低迷,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力下降,由此导致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多极化倾向进一步加强。
  2.3.2 局部地区战争和冲突是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局部地区的战争和冲突从未停止过,从前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美国和北约策划下的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非洲的种族冲突与屠杀、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到美国入侵伊拉克、朝核问题、北约入侵利比亚、叙利亚危机等,局部战争和冲突虽然没有扩大成为区域性量级,但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持续不稳定的因素。
  2.3.3 亚洲和亚太地区成为大国关注的战略重点.
  基于亚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美国从2011 年宣布其战略重点从欧洲、中东和海湾地区东移,提出“重返亚太地区”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计划到2020年将其60%的战舰和海外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重点。
  此外,欧盟从推动贸易出发,将战略重点从美洲转移到亚洲。日本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将投资和出口市场重点转向东亚、东南亚地区。俄罗斯也推行“亚洲新外交”,力图扩大在亚洲地区的影响。中国作为亚洲和亚太地区负责任的大国,亚太地区的地缘环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应成为中国关注的地缘战略重点。
  2.3.4 地缘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竞争与合作互相渗透愈来愈成为当代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和模式(陆大道等,2013)。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地缘政治更多地通过地缘经济施加影响。一些国家和国家集团为了自身发展和规避全球化的风险,促进商品、资本、人才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加快了经济区域化和一体化的步伐。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09 年公布的数字,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 109 个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有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非洲自由贸易区、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近年来许多区域合作组织在不断扩大规模与影响力(如欧盟东扩至28国、东盟“10+3”等)的同时,正在推进市场、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进程。
  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地理学家主要从空间视角出发,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国际和全球区域政治经济关系问题,并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属于政治地理学和世界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范畴(陆大道等, 2013)。对一个国家而言,如何营造有利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化解不利的地缘政治影响,并将地缘政治关系转化为地缘经济合作,是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界将具有科学内涵的地缘政治学等同于西方地缘政治学,认为它是“伪科学”和反动学说而加以批判和全盘否定,致使国内学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敢问津,在这方面的研究大大落后于客观需要,成为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陈才, 2001)。
  3 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
  3.1 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形势.
  3.1.1“四面受敌”的地缘政治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坚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周边被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包围。1950年,美国利用联合国名义发动侵朝战争,并用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对中国沿海进行经济封锁,致使中国地缘政治处于空前紧张之中。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入侵越南,中国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加之1962年爆发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致使中国南部边界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自20世纪60年代起,中苏关系从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全面紧张,苏方还在中国东北和西北边境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武装冲突事件(如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使得原本安全的北部和西北部边界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总体上看,上世纪50-70 年代,中国周边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国家安全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
  3.1.2 基于地缘政治的经济发展与布局.
  20 世纪 50-60 年代初,依托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全面加强与苏联的地缘经济合作。“一五”和“二五”期间,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以重工业为主),主要布局在当时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安全的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内陆地区,严格控制在沿海地区布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为应对当时“四面受敌”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两大战略决策:一是实施“三线”建设,重点加强地缘政治环境相对安全的川、黔两省及豫西、鄂西、湘西等“三西”地区为主的“大三线”建设;沿海各省区各自建设位置相对偏向内陆的“小三线”;二是内地工业建设布局实行“大分散、小集中、不搞大城市”,工厂布点“靠山、分散、隐蔽”,有的要“钻洞”
  (陆大道等, 2003)。
  3.2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的变化.
  3.2.1 影响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变化的重大因素.
  20 世纪 80-90 年代,影响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变化的重大因素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签署,标志着两国对立了20多年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开始出现缓和并逐步改善。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批判了十年“文革”的“左”倾错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纲和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
  —1991年11月,前苏联正式解体,标志着冷战时期的结束,国际关系从对抗转向对话,国际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逐步让位于经济竞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3.2.2 地缘经济出现的重大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形势的缓和与不断改善,迎来了地缘经济的快速发展。
  (1) 沿海地区率先实现对外开放.
  充分发挥东南沿海毗邻港澳台地区的地缘、亲缘和文缘优势,通过建设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将其建设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吸引外资的前沿地带。而后又迅速扩大到沿海14个开放城市、长三角和北方沿海地区。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不仅确立了这一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地位,而且大大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进程。
  (2) 沿边地区对外开放.
  1992 年,国家为落实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加快了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先后开放了中俄边境的黑河、满洲里、绥芬河、东宁,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中哈边境的伊宁、霍尔果斯,中缅边境的瑞丽、畹町,中越边境的凭祥、东兴等13个口岸。作为沿边开放城市,其后又相继扩大到中巴(基斯坦)、中尼(泊尔)和中印(度)边境口岸。
  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以及始于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不仅增强了西部各省区(特别是边境少数民族省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而且为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奠定了基础。
  3.3 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的基本判断.
  3.3.1 地缘政治环境基本面是好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12年中国GDP总量51.9万亿元,折合 8.23 万亿美元,占世界 GDP 总量的11.5%;外贸进出口总额 3.87 万亿美元,占世界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12%《(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3》),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总的来说,当前中国地缘政治环境基本面是好的,并持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北方威胁”
  不复存在;大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激烈对抗基本结束;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不断加强,以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文化合作作为主体的地缘经济合作不断深化。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近100多年来的最好时期。
  3.3.2 对地缘政治面临的形势不能过分乐观.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目前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仍不容过分乐观,主要问题有: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实施的军事遏制和围堵战略仍未改变,并力图建立从东海、南海到东南亚、南亚及中亚的新月形对华包围圈;随着中亚、西亚地区的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兴起,“东突”、“藏独”等国际恐怖势力对中国的渗透与破坏从未停止,反恐形势长期艰巨;日本非法侵占钓鱼岛及中日东海大陆架争端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南海问题等。上述问题都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3.3.3 地缘经济成为中国地缘战略的重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体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相互制约的程度越来越高,2012 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47%;重要能矿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其中:
  石 油 57.8% 、铁 矿 石 58.7% 、铜 71.4% 、铝 土 矿61.5%、铅矿 44%、锌矿 31%、镍矿 81.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2012, 2013)。从地缘政治角度考量,中国主要战略资源进口来源过于集中(如原油进口量的3/4来自中东、非洲,铁矿石进口量的65%来自澳大利亚和巴西的 3 家公司),品种结构和运输方式单一(如进口原油的87.7%依靠海运),不利于国家安全。今后,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一些重要的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还将提高(如石油的对外依存度 2020 年和 2030 年将分别达72%和 81%)。因此,通过发展良好的地缘经济关系,确保战略资源的安全供应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毛汉英, 2013)。
  4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及发展态势.
  从政治地理的视角,可将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环境分为北部、西部、西南部、南部与东部五段,其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及发展态势也各不相同(王国梁, 2003)。
  4.1 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
  中国的北部边界分别与俄罗斯和蒙古接壤,边界线总长约9000 km,均为陆地边界。
  4.1.1 困扰中俄几个世纪的边界问题已全部解决.
  从1992年起,经过漫长的谈判,于1997和1998年先后完成了中俄边界的东段(长4195 km)和西段(长 54.6 km)的勘界,并于 1998 年 11 月签署了《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联合声明》。1996 和 1997 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分别在上海和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议》和《关于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的协议》,解除了长期存在的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和对抗。
  4.1.2 建立了睦邻友好的地缘关系.
  在顺利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上,2000年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协议》,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1 年又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中、俄、哈、吉、塔在上海五国首脑会议的基础上宣告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乌兹别克斯坦随后加入),就各国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和联合打击国际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等“三股势力”,以及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达成共识。
  4.1.3 地缘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中俄、中蒙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开展了广泛有效的合作。
  2012 年中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882 亿元,为 2000 年的11倍,特别是能源合作成效显著,2010年建成了安(加尔斯克)大(庆)输油管,并合资建设天津东方石化1500万t炼化一体化项目。2012年俄罗斯出口至中国的原油达2433万t,占同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的9%(毛汉英, 2013)。中蒙两国在能源(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较大进展。
  总的说来,进入21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中俄关系远远超越了双边范围,关乎世界和平与稳定,关乎地区及国际形势走向,关乎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③。今后随着地缘政治关系进一步向高水平提升,地缘经济合作领域与规模亦将不断扩大,从目前以能源(石油及天然气)、原材料为主向核电、金融、高技术、航空航天和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拓展,两国贸易额将提升至2015年的1000亿美元和2020年的2000亿美元④。同时必须看到,俄罗斯领导人长期以来奉行的是务实外交政策。中俄两国在全球地缘战略方面既有共同利益(这在当前是主流),但不可否认也存在各自的利益;俄罗斯对中国的崛起和加强国防建设存有戒心,并私下通过印度、越南等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牵制中国,因此,两国关系不可能再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结盟状态。
  此外,在地理上处于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蒙古国,目前虽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但近年美、日、印度等大国势力加紧对蒙古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渗透,因此对其潜在的问题应有清醒的估计。
  4.2 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西部边界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边界线总长约3300 km。
  此外,还包括与中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方面有着紧密联系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中亚地区作为连接亚欧两洲东西、南北的陆上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04年,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将其称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并指出,“谁能控制中亚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能控制欧亚大陆就能控制全世界”(哈·麦金德, 2010; 丁力, 2010)。同时,中亚五国还拥有丰富的能矿资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探明储量分别达到41.1亿t及27.8万亿m3。此外,煤、铁、铜、铅、锌、镍、金及铀等矿藏和水力资源蕴藏量也居世界前列(陆俊元, 2011; 毛汉英, 2013)。
  中亚五国自1991年底脱离苏联后,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同中国解决了边界问题。2001 年以来,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与中国建立起了睦邻友好的地缘政治关系,2011年又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推动了经贸合作的快速发展,尤以能源合作成效显著。先后建成了由哈萨克斯坦的阿塔苏至中国新疆独山子的原油输油管(能力2000万t/年),以及中亚—中国天然气输气管A、B两线(能力300亿m3/年),2012 年向中国出口石油1200万t,天然气250亿m3(毛汉英, 2013)。同时,中国与中亚五国在经贸、交通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教育等方面也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2012 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459.4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了3倍。
  总的来看,中国与中亚五国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特别是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中亚三国,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加强政治、经贸、人文、科技、安全及国际事务六大领域合作,必将有力地推进这一地区地缘经济的持续发展,从目前的能源合作为主进一步向交通基础设施、制造业、金融、服务业、农业等领域拓展。规划202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将达到150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2.3倍。
  同时必须看到,中亚地区不仅是穆斯林聚居区,又是多种文明的交汇碰撞区域,民族和宗教问题错综复杂。中亚五国独立后,伊斯兰宗教极端势力抬头并与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对中国西部省区安全构成威胁。此外,西方大国控制的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还力图利用民族和宗教矛盾挑起冲突,发动“颜色革命”。为此,必须在上合组织框架下,联合俄罗斯及中亚五国,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介入进行分裂和颠覆活动,共同打击恐怖势力和跨国犯罪,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
  4.3 西南部: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地缘经济合作极具潜力.
  中国西南部边界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五国接壤,陆地边界总长约5200 km。
  此外,该地区还应包括与中国地缘关系密切的孟加拉国等。英国地理学家詹姆斯·菲尔格里夫(J. Fair-grieve, 1870-1953)在其《地理和世界权力》一书中,将这一地区称作地缘“破碎地带”,即处于海权和陆权之间的权力缺失地区。该地带以中东为中心,沿着欧亚大陆南缘延伸至巴基斯坦和印度,并由此向北延伸至中亚地区(杰弗里·帕克, 1992; 丁力,2010)。这一地区国家地缘政治结构不稳定,突出表现在: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如印巴历史上发生过三次战争),以及国内尖锐的民族和宗教冲突、阶级冲突(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同时该地区也是宗教极端势力与国际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
  的重要基地。西南部地缘关系中最重要的有中巴关系、中印关系和中阿关系。
  4.3.1 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中巴两国自1951年正式建交以来,建立了全天候的友好关系,开展了全方位的友好合作。中国与巴基斯坦有着相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并坚决支持巴基斯坦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和建设自己国家的努力。2005年双方签署了《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了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中巴两国在经济、军事、矿业、农业、环保、信息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巴基斯坦已成为中国在西南部地缘政治中的重要的战略支撑点,以及牵制印度反华扩张势力的重要平衡力量。今后,确保巴基斯坦政治上的稳定和反恐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首要任务。
  4.3.2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
  印度作为世界上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大国,与中国有着 1000 多年的良好交往,地缘文化相近。
  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两国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中印关系中的症结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留下的边界问题。在中印近2000 km的边界上,西、中、东、三段均存在较大争议。其中,西段双方争议区在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面积为3.35万 km2,除巴里加斯一处外,其余均由中国控制;中段争议区面积2100 km2,有4处,由印度控制;双方争议最大的东段,印方根据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了中国喜马拉雅山南麓约9万km2土地,并在此建立了“阿鲁纳恰尔邦”(丁力,2010)。1962 年爆发的大规模边境冲突就发生在东、西段,至今仍是两国交往的阴影所在。此外,印度还一直在暗中支持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企图策划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总的看来,印度这个国家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本国经济,打破大国垄断、共建国际新秩序方面与中国有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加快发展其核武器和军事力量,并参与美、日等国发起的对中国的遏制与包围。但从中国地缘政治大局以及新时期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外交战略出发,未来应本着“求同存异”,通过进一步加强两国高层领导接触和民间交流,从建立相互信任的边境关系开始,逐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同时进一步扩大经贸、文化、科技多领域全方位合作,构筑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及睦邻友好的良好地缘关系。
  4.3.3 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
  阿富汗地处中亚和南亚交接处,不仅是欧亚大陆中部的地理枢纽,也是整个亚洲的地缘政治枢纽。历史上,阿富汗是各种文化的交汇处,也是大国角逐的场所和国际恐怖势力最主要的活动基地。
  阿富汗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1950年1月)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阿富汗关系良好。1979年12月,苏联武装入侵阿富汗,中国对此强烈谴责。1992年塔利班掌权后,各派发生冲突,内战加剧。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和北约以反恐名义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导致阿国内局势长期混乱动荡,还力图长期占领阿富汗,形成对中国的围堵态势。基于中国国家安全考虑,应与国际社会合作,尽快恢复阿富汗的政局稳定;并以2006年签署的《中阿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加强两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安全以及国际事务领域的合作,力促阿富汗走上独立、统一、和平、发展之路。
  中国西南部边界由于受平均海拔6000 m的喜马拉雅山脉的阻挡,在为中国地缘安全营造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的同时,也对其经贸交往形成了阻隔。2012年中国与印、巴、阿、尼、孟5国的贸易额为898亿美元,仅占中国外贸总额的2.3%,与其巨大的人口规模(人口总量约占世界的23.3%)、资源禀赋、市场潜力很不相称;特别是印度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其经济结构同中国具有一定互补性(信息产业与服务业较发达),发展双边贸易前景无限。因此,今后随着该地区地区地缘政治环境的不断改善,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缅印孟及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地缘经济发展潜力较大。
  4.4 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为不稳定因素.
  中国南部陆地边界分别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陆地边界线约3900 km;东南部为面积350万 km2的南海,海疆线与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毗邻。此外,该地区还包括与中国地缘关系密切的泰国、柬埔寨和新加坡3国。中国与东盟关系和南海问题是这一地区的热点问题。
  4.4.1 中国与东盟关系.
  东盟是中国的近邻,也是地缘政治上关系到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地区。东盟同中国在地缘、亲缘、文缘有着紧密的联系和长期友好历史交往。中国在海外约3500万华侨和华人中,80%以上居住在东南亚各国(陆大道等, 2003)。总体上,中国与东盟有着良好的伙伴和合作关系,特别是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以来,经贸合作不断加强;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10+1”),而后又扩大到中、日、韩三国形成“10+3”格局。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拓展,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2012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达4000亿美元。
  东盟作为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未来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一方面,中国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支持东盟共同体,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和深化区域合作,与东盟携手共同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另一方面,以加强政治互信为基础,深化同东盟的务实合作,通过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作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预计2020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将达到1万亿美元⑤。
  4.4.2 南海问题.
  (1) 南海的战略意义.
  南海作为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非洲、欧洲之间的最主要海上通道,战略意义极为重要。在中国通往国外的36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海的南沙群岛海域,2012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88%经过这里。此外,南海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现初步探明有24个含油气盆地,预测石油储量235亿t,天然气储量8~10万亿m3,其中尤以曾母、沙巴、万安、巴拉望和礼乐等油气盆地分布较集中,被誉为“第二个波斯湾”。
  南海北部的“可燃冰”储量估计占中国陆上石油总储量的一半左右(1 m3可燃冰可释放200 m3甲烷)。
  因此,南海在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2) 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
  已有的考古发现和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表明,早在公元前206年至220年的东汉和西汉时代起,中国人民就在南海长期航行并相继发现了包括南沙、中沙、西沙和东沙诸群岛200多个岛礁、沙滩在内的南海诸岛,并持续不断地进行开发经营,由中国历代政府进行管辖和行使主权。
  二战结束后,当时中国政府曾派海军舰艇赴南海宣示主权,并派军队进驻东沙和南沙群岛的一些主要岛屿。在194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中,首次用九段断续线标明南海海域的海疆线,一直沿用至今。此线以内的海域面积约200万 km2,其中所有的岛礁、沙洲主权均属于中国。目前南海诸岛中,东沙、西沙群岛已在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管辖之下,对中沙群岛唯一出露海面的黄岩岛也已实现了有效控制;目前问题最大的是岛屿数量最多、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南沙群岛。截至2010 年底,在南沙群岛 53 个较大的岛屿中,中国仅控制9个(含中国台湾驻军的太平岛),其他44个岛礁被周边国家非法侵占,其中越南占29个,菲律宾占8个,马来西亚占7个。形成岛屿被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大规模非法开采的局面。
  (3) 南海问题不断升级.
  2007 年以前,南海海域除中越两国分别于1974 年和 1988 年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发生过两次武装冲突外,总体局势比较平静。1991年南海各方在印尼举行了“处理南海潜在冲突”的讨论会,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规定了各方不得采取单方面行动。2009年以来,随着美、日等大国势力介入,菲律宾、越南等国一方面大肆抢占岛礁,并修建军事设施,大搞军事演习,还通过立法使其非法占领“合法化”(2012年越国会通过的《越南海洋法》,将西沙和南沙群岛列入其领土范围);另一方面加快与英、美、荷等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致使南海问题不断升级。美、日等国还妄图通过南海问题国际化,实现其加强对这一地区控制的地缘政治战略。
  (4) 南海问题的发展态势.
  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对南海问题的原则立场是一贯的,即:“九段线”为中国传统的海疆线,中国对南沙群岛岛礁的主权要求并不会影响该海域的国际航行自由与自由飞越;中国坚决反对南海问题国际化,坚持由当事国在东盟范围内通过双方平等协商,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在主权属我的前提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未来南海局势虽随美、日、澳等国的加入程度会有所变化,甚至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局部摩擦、冲突,但总体应在可控范围之内,而且南海合作处于上升态势,今后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4.5 东部边界: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
  中国的东部边界除东北部陆上与朝鲜相邻外,东隔黄海、东海分别与韩国、日本相望。由于黄海、东海为东亚大陆的边缘海,面积和水深较小,周边国家在岛屿归属、大陆架和海洋专属经济区的划界存在争端,加上历史和现实问题错综复杂,使得这一地区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安全形势严峻。其中中日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与朝核问题、东海大陆架划界及领土问题为其“热点”。
  4.5.1 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一衣带水”,历史上既有1000多年的友好交往,也有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与屈辱历史。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遵循“政经分离、搁置争议”的方针,两国在经贸、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2012年两国贸易额达3295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但由于二战后在美国的庇护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及其政治、经济、社会基础未进行彻底清算,因此,日本领导人对待历史问题长期出现反复。近年来,日本右翼政府执政后,一方面积极追随美国,扩充军备,参与遏制和包围中国,并公然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另一方面,竭力美化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殖民历史,妄图否定二战成果,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理所应当受到中国人民和政府的坚决反对。因此,中日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于停滞状态,两国间政治摩擦不断,国民间的对立情绪也有增无减。
  未来,只要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不改弦更张、承认并改正错误,中日政治关系就不可能有大的实质性进展。但同时又要维持国家间正常经贸、科技、文化交往,并重视通过民间的努力和积累,推动政府层面的交流、协商和合作。
  4.5.2 朝鲜半岛局势和朝核问题.
  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毗邻,山水相连。二战后,朝鲜半岛以“三八线”为界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自1950年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发动侵朝战争以来,朝鲜半岛成为几个大国在东北亚的利益交汇处,半岛南北方严重对立,局势长期动荡不定,对中国的地缘安全构成巨大威胁。60多年前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以及后来长期对朝鲜的大力支持,均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密切相关。自2000 年以来,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严重威胁亚太地区和东北亚的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和联合国的制裁。为此,中国政府积极倡导通过六方会谈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并支持朝鲜弃核走和平发展之路。但由于南北双方缺乏互信,六方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反而使得中国受到朝鲜轮番核试验的“绑架”。未来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朝鲜新领导人是否能真正弃核。
  4.5.3 中韩关系.
  中国与韩国自1992年建交以来,依托两国地缘相近、文缘相通、人缘相亲的有利条件,通过发展互信互惠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政治外交、经贸金融、人文科技、军事安全等领域合作取得了较快发展,2012 年中韩两国双边贸易额达 2562 亿美元。未来中韩两国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合作关系仍将继续推进,但同时必须警惕美日韩军事同盟对东北亚局势的影响。
  4.5.4 东海大陆架划界及钓鱼岛问题.
  (1) 东海大陆架划界之争.
  东海面积77万 km2,东西宽150~350海里,平均水深近170 m。中日两国在东海大陆架划界存在严重分歧:中国主张按照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的大陆架自然延伸的原则划界,将位于琉球群岛西侧的冲绳海槽作为东海大陆架划界的界限;而日本则主张按1958年缔结的《大陆架公约》的“中间线”原则划界。据此,日方认为中国在东海中方一侧开发的平湖和春晓天然气田已越界开采,并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但是,中日两国都不是《大陆架公约》缔约国,而且“中间线”划界原则只有在大陆架延伸无法确认的特殊情况下才可适用。按照国际法上后制定的条法管前一个条法的原则,日本的划界依据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 日本非法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
  钓鱼岛位于台湾东北洋面上,地处冲绳海槽西南端西侧(25°40′~26°N,123°~124°34′E),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明初,为防御东南沿海的倭寇,就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列为防区。清朝沿袭明制,继续将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其海防范围,并将其置于台湾宜兰县行政管辖之下。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包括钓鱼岛、澎湖列岛在内的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日本应将台湾岛及其附属的澎湖列岛和钓鱼列岛正式归还给中国。
  1951 年,美国在没有新中国的参与下,私自同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以联合国名义托管了琉球群岛和钓鱼列岛。1971年6月,美国与日本达成归还冲绳协议,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私自移交日本,成为日本主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重要依据。
  2012 年初以来,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首的极右翼势力与日本政府相互勾结,上演了“购岛”
  和“国有化”的闹剧。安倍政府上台以来,更加变本加厉,与美国一唱一和,妄图长期占领钓鱼岛。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例如:规定并公布了钓鱼岛及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坐标和海图;公布了钓鱼岛及部分附属岛屿的地理坐标,以及钓鱼岛等岛屿及其周边海域部分地理实体的标准名称及位置示意图;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宣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对进入识别区内的空中目标进行常态化有效监控;常态化派遣海监船、舰艇和飞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航,以宣示主权和保护渔民正常作业。可以预料,中日两国在钓鱼岛和东海大陆架归属问题上的争端将是长期和常态化的。一旦日本自卫队以武力进驻钓鱼岛或对中国巡航的舰船、飞机实施武力侵犯,那就打破了中国政府的底线,局部冲突将不可避免。
  尽管中国东部地缘政治关系较为严峻,但地缘经济结构仍相对稳定。2012年中国与日、韩两国的贸易额达5857亿美元,合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5.1%,超过美国(4847亿美元)及欧盟。这一格局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下长期形成的,并具有互补、互利特点。因此,未来虽随着这一地区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一些波动,但总体格局除出现不可控的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5 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对策.
  5.1 制定新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
  基于上述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态势分析,根据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邦、富邦的理念,同时在涉及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方面又必须坚持原则。据此,提出了未来应实施“北联、西进、南合、东拓”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战略。
  北联:依托俄罗斯、蒙古同中国之间在政治上的互信,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良好合作关系,将中国北部边界建成为地缘政治上的稳固地带。
  西进:在维护和发展同西部周边国家良好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并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扩大同中亚五国、俄罗斯、西亚、东欧及欧盟的经贸合作与科技文化交流等,促进地缘经济的大发展,为中国营造良好的西部地缘环境。
  南合:进一步加强同南亚、东南亚各国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平、对话、双方平等协商,逐步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和南海领土争端;以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缅印孟经济走廊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契机,推动中国与东盟及南亚次大陆各国的区域合作,深化地缘战略合作关系。
  东拓:突破美、日等国对中国设置的海上包围圈,在近年全面突破由堪察加半岛、千岛群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和菲律宾群岛组成的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基础上,加快向由阿留申群岛、小笠原群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构成的“第二岛链”拓展,并于2020年取得在该海域的制海权。
  5.2 加快发展以周边国家为主体的地缘经济.
  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延伸。加快发展地缘经济,包括扩大经贸规模和提升发展层次,一是有利于改善和提高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这对确保国家安全、并为中国和平崛起创造良好外部环境是极为重要的;二是有利于推动资源、资本、技术和商品的跨国乃至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以此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经济持续发展;三是周边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得益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
  目前,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潜力还很大。2012年,中国同陆上周边22个国家的总贸易额为 6222 亿美元,仅占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6.1%,再加上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和朝鲜,其占比也只有31.2%。通过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不仅可就近取得中国所需的能矿资源,同时也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根据中国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资源禀赋、政治制度和人文历史特点,地缘经济可采取以下4种模式:
  ①对韩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可采用资本、技术与商品互利发展模式;②对俄罗斯及哈萨克斯坦等资源丰富、经济中等发达国家,可采用资源、资本、技术双边深度合作的融合发展模式;③对印度和东盟一些国家,可采用资本、技术与商品贸易协调发展模式;④对多数资源丰富、经济欠发达国家,可通过吸引资本、技术,带动所在国资源开发与经济振兴的综合发展模式。要通过创新合作模式和拓宽合作领域,使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到2020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中国外贸进出口中所占比重提高到40%~45%。
  5.3 在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公约》的框架内,坚决维护海洋权益.
  5.3.1 坚持将冲绳海槽作为东海大陆架划界依据.
  冲绳海槽北起日本北九州,紧贴琉球群岛西侧,呈弧状向西南延伸至台湾岛附近,长约 1100km、宽 30~150 km,大部水深超过 1000 m(最深处2717 m),面积约 10 万 km2。冲绳海槽东侧为琉球岛屿,地壳运动活跃,地震频繁,沉积物与琉球群岛相同;以西为一稳定的大陆沉降盆地,是由长江、黄河入海泥沙长期淤积而成,为中国大陆的向东延伸部分(孙佳斌, 2010; 张望平等, 2010)。因此,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将冲绳海槽作为东海大陆架划界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
  5.3.2 尽快和平进驻南沙群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岛礁.
  目前中国大陆及台湾在南沙群岛仅占9个岛礁,除中国台湾占据的南沙最大岛礁太平岛外,另有8个均为礁,且主要分布于南沙海域的中北部,其中最南的华阳礁(8°52′N)距中国海疆最南端的曾母暗沙约540 km,这一格局很不利于中国对南沙海域的管控。为此,必须尽快和平进驻位置偏南、战略意义重要的一些岛礁。例如,位于4°49′N,112°31′E 的琼台礁,地处南康暗沙的南端,为中国南沙海域露出水面最南的岛礁,附近有多条国际航线经过,现尚未被周围国家侵占。中国进驻后,可将南沙海域的有效管控范围向南推进约500 km。
  5.3.3 充分发挥三沙市行政区的综合功能.
  2012 年 6 月 12 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管辖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岛礁及其周边海域,市政府驻地为西沙群岛永兴岛。设立三沙市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对3个群岛各岛礁及其海域的行政管理与开发建设。与此相适应,2012年7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省三沙警备区”,主要担负三沙市辖区警备任务,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指挥民兵预备役部队进行军事行动等。为充分发挥三沙市的行政、军事、经济功能,建议参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构,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在发展渔业生产与旅游业的同时,赋予其一定的安全和维权功能。
  5.3.4 加快开发南海海域的油气资源.
  2012 年南海海域有石油、天然气钻井 1800 多口,年开采石油6835万t,天然气约750亿 m3,其中中国仅在海南岛周边近海北部湾以及珠江口等地开采,占比仅为21.2%,绝大部分油气资源被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国侵占。为此,应以中海油为主体,加快南海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目前,中海油已拥有开发水深3000 m、钻探1万 m的海上深水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为大规模开发南沙和西沙海域的深海油气资源及中沙群岛的可燃冰资源创造了条件⑥。
  5.3.5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和海上执法力量.
  为保卫和开发中国300万 km2的蓝色疆土,建设海洋强国,中国必须抓紧建设一支与国力相适应、与捍卫海洋权益和建设海洋强国相匹配的海军。未来中国海军应当由航母、核动力和常规潜艇、先进的水面舰艇和补给船舰组成,其中除已服役的“辽宁号”航母外,在2020年以前还应再建成2艘,到2030年拥有5~6艘。
  海上执法是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力量。
  为加强海洋执法力量的协调,2012年组建了由隶属于国家海洋局的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海监北海、东海和南海总队、各沿海省(市、区)海监总队及其所属支队、大队组成的海上执法队伍,总人数近 9000人,拥有海监飞机9架、各类执法船艇200余艘,并具有较强的海空协同执法能力⑦。为满足日益繁重的海洋维权的需要,近期海洋执法队伍将不断充实,装备水平和信息保障程度显著提升。到2015年末,海监执法飞机将增至16架,执法船只达360艘,且吨位和性能将大大提升⑧。
  5.4 坚决打击“三股势力”,确保中国西部边疆地区长治久安.
  “三股势力”为源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和中亚一些国家的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分裂)为目的,进行有组织的恐怖分裂活动。近年来,一小撮“东突”、“疆独”和“藏独”势力在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下,接连在新疆、西藏、云南等边境省区制造了一系列暴力恐怖犯罪事件,严重影响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为确保中国西部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必须按照2001年6月上合组织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要求,一方面与相关国家政府联合行动,铲除“三股势力”的基地,坚决镇压一切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另一方面,要加强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觉悟,让“三股势力”无处藏身,成为众矢之的。
  5.5 为确保战略资源安全,采取多元化进口战略.
  能源等重要战略资源的安全供应,直接影响中国国家安全和现代化进程,因而也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进口的战略资源不仅种类多而且数量巨大。例如,2012年中国石油总进口量达3.11亿t,铁矿石进口量7.44亿t(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2013》)。重要战略资源的进口来源、品种结构、运输方式和路线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大局,为此,必须通过实施多元化进口战略,提高重要战略资源供应的安全保障程度。以能源为例,其“进口多元化”战略主要包括。
  —能源进口地区或国家多元化。应逐步减少对中东和非洲石油的过度依赖,增加地缘政治关系较好的俄罗斯及中亚三国的油气进口量,使其在全国油、气进口量中(按“油当量”计算,下同)占比从2012 年的 15%提高到 2015 年的 28%和 2020 年的40%(毛汉英, 2013)。
  —能源进口品种结构多元化。应逐步提高天然气以及LNG(液化天然气)、LPG(液化石油气)等清洁能源进口量所占的比重,使其在全国油气资源进口品种结构中占比从2012年的12%提高到2015年的20%和2020年的30%(毛汉英, 2013)。
  —运输方式多元化。为减少对海运的依赖,必须加快发展相对安全的管道、铁路等陆上运输方式,使其在全国油气资源进口运输方式的占比从2012 年的 12%提高的 2015 年的 18%~20%和 2020年的30%~35%(毛汉英, 2013)。未来为保障战时海上航道的安全畅通,应及早规划在泰国南部马来半岛的克拉地峡修建连接印度洋与南海的第二通道“克拉运河”(长约48 km),不仅可减轻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还可缩短航程3~4天。
  6 结语.
  本文在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态势,提出了改善和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战略和对策。
  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今后还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①对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的基本框架与发展态势的分析论证有待进一步深化;②借鉴西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根据新时期中国国家安全及和平崛起的需要,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是中国地理学未来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③提出对制定中国周边外交政策具有针对性强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还需与外事部门一起,作大量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
  致谢:本文第五部分引用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宝田先生提供的有关南海问题部分研究成果,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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