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119.9 文献标识码：A
1 引言
“地缘政治经济”（Geopolinomics）这一概念最早由Demko和Wood于1994年提出[1]，反映出冷战后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的过渡。进入21世纪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甚至被称为“后地缘政治经济学”[2]或“新地缘政治经济学”[3，4]。近年来，地缘政治经济问题出现了两个新态势，第一是问题尺度的全球化，地缘问题不再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区域发展水平成为除空间位置之外的另一个影响地缘问题的要素；第二是问题种类的多元化，资源匮乏、粮食安全、人口压力和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非领土、非生存空间竞争已经构成新时代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5]。在气候保护的国际谈判中，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并以征收边境调节税为手段进行调节，从而衍生出碳关税问题，该问题则集中体现了地缘政治经济问题的两个新态势，是一种全球尺度的、新涌现的问题。
碳关税问题引起学者的普遍关注。多数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目的是迫使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接受其提出的方案并掌控气候谈判的主导权[6，7]。由于碳关税政策违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原则和WTO的国民待遇原则[8，9]，中国学者普遍视碳关税为一种贸易壁垒，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10，11]。由于WTO对征收碳关税的规定不够明确，发达国家仍有可能规避现有约束并开征碳关税[12]。碳关税的开征势必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新的影响，并有可能成为全球气候保护合作的一大障碍，因此对碳关税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尽管学界普遍意识到碳关税问题的重要性，并从法理基础和影响评估两个领域开展了大量研究，但对于碳关税的应对策略研究，尤其是碳关税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与国际谈判的结盟策略研究，仍是一个研究盲区。目前多数学者均将碳关税问题简单定位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在这一定位下模拟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区域的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环境影响，这一地缘认识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从当前形势看，欧盟与美国是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碳关税压力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由于两者从碳关税中的获益程度不同，其实施碳关税的积极性也有所不同。同样，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受碳关税负面冲击的大小不同，有些国家甚至被发达国家排除在征收对象之外，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对碳关税的抵制态度出现分化。总之，在碳关税开征和抵制的过程中，各经济体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可能会形成一系列新的盟约关系，这表明碳关税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学问题。如何辨识碳关税问题中可能存在的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寻找与中国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集团，是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1 文献综述：碳关税对经济影响的相关研究
定量分析碳关税对地缘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是目前研究的热点。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作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建模方法，在碳关税政策的研究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模拟了五种碳关税征收方案对欧美等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何种碳关税征收，对发达国家而言都是积极的，而对进口的所有产品根据碳含量征收碳关税，与其他四种模拟政策而言，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13]；鲍勤等基于2007年数据构建了含有4个国外账户的中国CGE系统，其模拟结果显示：碳关税将直接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巨额财富损失，进而对我国整个经济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但碳关税对环境改善的效果相对有限[14]；朱永彬等基于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开发了CGE，模拟表明碳关税打击了中国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总产出、贸易量等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且碳关税的减排效率很低[15]；沈可挺等在2002年数据基础上构建了CGE模型测算了碳关税对中国工业生产、出口和就业的可能影响，其结果表明碳关税政策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并在长期内产生持续影响[16]。
尽管以上CGE系统取得了良好的模拟效果，但本文认为单区域CGE系统在分析碳关税地缘问题上的不足是明显的。第一，单区域CGE系统无法对实施碳关税政策的国家进行甄别；第二，单区域模型基于小国假设，即本国出口品不影响世界价格的假设，这显然与真实世界存在差距，对于中国等出口大国而言尤其如此；第三，从地缘政治经济视角看，单区域CGE系统无法描述世界经济体系的联动性，对经济、环境评价只能在单区域而非全球层次上得出。因此，碳关税的模拟研究应在全球多区域的框架下充分考虑各区域间的互动关系，即应用全球多区域CGE系统来模拟碳关税问题。已有的工作有：Dong与Whalley基于2006年数据，构建了包括中国、美国、欧盟、ROW四区域的CGE模型，模拟了按四个税率征收碳关税情况下，对各国两类产品（高耗能产品和非高耗能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17]；林伯强等借鉴并发展了Dong与Whalley的模型，增加了巴西、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其模拟表明尽管碳关税降低了被征税国的排放量，但全球排放量难以大幅度减少[18]。这两个研究仅局限于2个部门，使得模型分析能力受到很大限制。黄凌云等基于2001年的GTAP 6数据库模拟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碳关税的征收将使我国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量急剧下降，产品竞争力减弱，GDP下降[19]，但其研究没有就征税方和被征税方设置更为复杂的情景，从而未触及碳关税问题的地缘特性。 鉴于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以下简称GTAP）的框架下[20]，构建并开发了“面向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的政策模拟器”――Geop-CGE。该系统克服了单区域CGE的小国假设，能够刻画不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适用于碳关税的地缘影响的模拟研究。
2 研究方法
2.1方程体系
模型基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其基本假设包括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和国产品与进口品的Armington替代①。模型采用宏观经济的全球闭合方式，而不是在各个区域层次上实现闭合，各区域间通过贸易进行关联。系统的方程体系主要由账户会计关系和经济主体行为两部分构成，其中，账户会计关系主要包括家庭、政府、厂商、区域和全球部门的供需平衡，经济主体行为方程描述了包括厂商、区域部门、政府、家庭、投资和全球运输等部门在内的经济活动方式，主要方程如下。
（1）厂商行为。厂商购买生产要素和中间投入，并向市场提供产成品。厂商行为的最高层次是对最终投入与中间投入两者之间的复合，复合结果即为产出。模型假定中间投入与最终投入之间具有替代关系，用常替代弹性（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简称CES）生产函数表示：
QO（j，r）=AQO（？啄QVA（j，r）*QVA（j，r）■+？啄QFT（j，r）*QFT（j，r）■）■
其中，QO（j，r）为区域r的部门j的产出，即中间投入与最终投入的复合量，AQO>0表示规模参数，？啄QVA（j，r）和？啄QFT（j，r）分别表示厂商j所投入的原始投入和中间投入所占的份额，？籽QO（j）为替代弹性参数。QVA（j，r）和QFT（j，r）分别为j部门所需的复合最终投入和复合中间投入，前者是对自然资源、土地、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共5种最终投入进行CES复合得到的，而不同中间投入由Leontief生产函数复合，相互之间无法替代。
（2）政府行为。政府对不同商品的购买采用C-D函数表示，即
QGOV（r）=AQGOV■QG（i，r）■
其中，AQGOV为规模参数，？啄QGOV（i，r）为对商品i的支出份额。QG（i，r）为政府对商品i的需求，分为对国产品的需求和对进口品的需求，两者通过CES函数进行复合，即
QG（i，r）=A■（？啄■（i，r）*QGM（i，r）■+（？啄■（i，r）*QGD（i，r）■）■
其中，AQG为规模参数，？啄■（i，r）和？啄■（i，r）分别表示对进口品和国产品的支出份额，？籽■（i）为贸易替代弹性参数，QGD（i，r）和QGM（i，r）分别表示对国产品和进口品的需求量。进口品的复合价格由来自不同进口源的商品价格复合而成，不像单区域CGE那样存在一个所谓的不变世界价格，从而规避了小国假设。
（3） 家庭行为。家庭消费的效用采用固定差异替代弹性（Constant Difference of Elasticities，简称CDE）函数来表达，该函数形式介于CES和完全弹性函数之间，主要优点是易于刻画需求的收入弹性和自身价格弹性。CDE支出函数的隐式形式表达为：
■B（i，r）*UP（r）？茁（i，r）？酌（i，r）*[PP（i，r）/E（PP（r））]？茁（i，r）=1
这里，E（?）表示在给定的居民购买价格向量PP（r）的条件下，居民要得到水平为UP（r）的效用所需要的最小支出；参数？茁（i，r）决定不同消费品间的替代性，参数？酌（i，r）反应需求的收入弹性，B（i，r）为尺度参数。家庭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包含了国产品与进口品，也由一个CES函数形成一综合商品，复合方式与政府类似，此处不再赘述。
（4）碳关税变量的嵌入。本文在模型中显式的引入了碳关税模块，相关方程如下：
ctms（i，r）=■×■
i∈TRAD，r∈REG，s∈REG分别表示部门、出口地区和进口地区，ctms为碳关税的强度变动率②，tc分别为碳关税税率（每单位重量CO2的征税额），EMF为排放量，VOM为产出额，WXMD及VIMS分别表示产品i在区域r内的市场价值额和进入区域s被征收碳关税后的进口额。碳关税的征收导致进出口品的价格变动：
pms（i，r，s）=tm（i，s）+tms（i，r，s）+ctms（i，r，s）+pcif（i，r，s）
该式表示到岸价格pcif和税后价格pms的变动关系，tm和tms为关税强度变动率，前者不区分进口源，后者则可针对不同的进口源征关税。
Geop-CGE是典型的多区域一般均衡模型，其框架适用于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由于方程体系繁杂，这里仅列出部分核心方程的非线性形式，感兴趣的读者可与作者联系。
2.2 模拟器开发
CGE求解时，需要将所有方程线性化。基于线性化的方程体系，本文采用C#与GAMS脚本混合编程技术，开发Geop-CGE模拟系统。核心计算模型由GAMS实现，C#的作用在于数据格式转化与数据流控制，并能开发可视化界面。Geop-CGE软件系统为完全自主开发，脱离于国外现有GTAP求解软件，软件架构及详细编程方法见文献[4]。
3 数据来源与情景设置
3.1 地缘分区及部门归并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GTAP 7数据库。该数据库规模达113个地区和57个部门。为降低计算复杂度，并刻画全球地缘分区特征，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归并。
从国际碳关税实践和形势来看，发达国家相继提出征收碳关税的计划。其中，欧盟是推行碳关税的急先锋，此外，由于美国于2009年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允许其对不实施减排限额的出口国实施碳关税政策，因此美国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也较大，本文将这两个地区设置为征税方。另外，不同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对碳关税所采取的态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也需要加以区分。基于这种地缘考量，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对国家分类标准的基础之上，本文将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独立出来，共形成8个区域，如表1所示。根据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指数“极高”的国家才能归为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为“高”、“中”、“低”的国家均为发展中国家，对应为本文的高、中、低三档发展中国家。此外，将GTAP数据库的57个部门其合并为16个主要部门。 将区域和部门按上述方式归并后，Geop-CGE系统中共包含方程22720个，变量35005个。
3.2 碳关税征收情景设置
本文模拟的情景为：美国与欧盟按20美元/tCO2对其他经济体征收碳关税。由于Geop-CGE分析的线性特征，这一情景分析的结果可以解读为，对每吨CO2征收20美元的碳关税，所造成的相关变量变动率。本文设定的征税方式是，将部门碳排放量作为征收碳关税的唯一标准，排放量越高，所面临的碳关税越高。排放量的计算是通过企业与居民所消费的化石能源量计算的。GTAP 7数据库中共包含6种能源产品，其排放系数采用Burniaux，Truong[21]及Nijkamp等[22]中的数据。据此计算的美国、欧盟对中国及各类别发展中国家的碳关税强度变动率。计算表明，美国与欧盟对中国的关税强度变动率较高的部门主要集中在能源消费量较大的部门，包括矿产与金属加工（9.13%），塑料橡胶化工（6.89%），造纸与印刷（4.89%）等，冲击较小的部门包括建筑业（0.48%），机电产品（0.85%）等。需要指出的是，电力部门是能源转换部门，其排放量已经按照电力需求量折算至其他部门，因此不再对电力部门重复征税。除矿产采掘、其它轻工业、机电产品和运输业外，中国各部门面临的碳关税冲击普遍要高于其他国家或区域。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所承受的碳关税有所不同，高、中水平发展中国家将承受较重的碳关税，低水平发展中国家承受的碳关税明显低于其他两档发展中国家。
4 模拟结果及分析
4.1 国际贸易格局
碳关税对全球贸易产生了一定冲击。如图1所示，从贸易总额来看，中国受到的冲击最大，进、出口额均有较大幅度下跌，且出口下滑幅度较进口大，其贸易顺差减少10.09亿美元，贸易条件下降了0.34%。高发展中国家（地区）和中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同样受到损害，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贸易顺差减少；低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同样出现下降，但相较于其它类型发展中国家集团损失较少，且其贸易平衡得以微量改善，贸易逆差减少0.2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家进口需求减少的态势下，美国的出口额不升反降，但其贸易逆差缩小了7.77亿美元，贸易条件上升了0.22%，表明其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得以增强。欧盟进出口贸易额均小幅下降，但进口额下降幅度较出口额而言要大，其贸易逆差缩小15.30亿美元。日本产品的排放强度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在碳关税的影响下，其出口品的价格相较于其他国家更具竞争力，从而造成日本出口品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形成替代效应，日本进出口贸易额和贸易条件均有所上升，贸易顺差增大5.79亿美元。其他发达国家（地区）的贸易条件、进出口总量均有所下降，贸易顺差减小1.57亿美元。
从各区域分部门的出口贸易额变动情况来看（表2），中国出口贸易额下滑较为严重的部门有矿物加工与冶金（-9.40%），塑料橡胶化工（-6.57%），造纸与印刷（-4.40%）等，这三类产品对美国的出口量分别下降为21.21%，13.99%和9.51%，对欧盟的出口量分别下降24.88%，16.42%和10.43%。这些部门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碳关税造成的出口成本增加，以上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分别上升了4.13%，3.07%与2.06%，在欧盟市场上价格分别上升了4.16%，3.08%与2.06%。其它各档发展中国家的这三个部门出口贸易额同样出现显著下降，但比中国稍微缓和。
美国方面，在进口产品价格升高的情势下，其国产品更多的用于国内市场的消费，导致除运输业外的各部门出口价值量均随之下滑；欧盟方面的出口价值量变动与美国类似，但其矿物加工与冶金和塑料橡胶化工的出口量有较大增长，分别增长1.34%和1.12%。
由以上分析可知，美欧的碳关税政策使其形成了绿色贸易壁垒，抑制了全球贸易活动。美欧自身的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得到改善，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有所恶化。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受到碳关税负面冲击的大小各异，低水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平衡甚至小幅改善，因而不同发展中国家集团对碳关税的立场存在地缘分化的利益基础。
4.2 部门产出变化
由于各区域分部门进出口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动，进而带来了各部门产出的变动，部门排放强度不同，对产出的影响幅度也不同，如表3所示。中国在矿产加工与冶金、塑料橡胶化工及矿产采掘等部门受到的负面冲击较大，产出下降幅度分别达1.12%，0.77%和0.61%，机电、其它轻工业、纺织服装等部门的产出则有所增加，分别增长1.02%、0.62%和0.39%；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分部门产出变动情况与中国类似。
发达国家方面，其塑料橡胶化工部门的产出均有所增加，除日本外，所有发达国家的矿物加工与冶金部门产出也有较明显增加。
4.3 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美国、欧盟的碳关税政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表4所示，中国及高、中、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GDP有所下降，且下降幅度依次递减，中国所受损失最为明显，其实际GDP下降达0.032%。欧盟、日本的实际GDP均有所上升。从全球范围看，全球GDP下降15.07亿美元，因此碳关税不利于后经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复苏。值得注意的是，受发展中国家进口需求下降的影响，美国的实际GDP也出现了微小的下降，可见从GDP角度看美国从碳关税政策中受益要远小于欧盟，这从模拟角度解释了欧盟积极推行碳关税政策的原因，事实上，欧盟多个国家都曾向美国兜售碳关税政策，要求美国与欧盟一起实施碳关税。
4.4 减排效果
碳关税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有效减排是目前争论的一个焦点，对此，本文计算了征收碳关税前后各区域、各部门的排放情况以评价其减排效果，结果如表5所示。
第一，从部门上看，全球矿产加工与冶金、塑料橡胶化工、运输业等部门减排量较大，机电产品、纺织服装等部门排放量有相对较大的增加，其他部门减排量很小或者反而排放量有微量增加。第二，从区域上看，中国的总减排量为18.30MtCO2（百万吨CO2），仅占中国受冲击前碳排放总量的0.38%，高、中、低发展中国家减排量分别为15.26，7.21和0.46MtCO2，分别占冲击前总排放量的0.31%，0.25%和0.21%。欧盟和美国排放量增加，分别增加6.73和1.23MtCO2。第三，从中间消费与最终消费的角度看，中国及高、中、低发展中国家家庭减排量分别仅占各自总减排量的3.83%，11.52%，11.49%和8.09%，分别低于各自家庭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比重（13.56%，26.74%，24.27%和30.64%），表明碳关税的减排作用更大程度上的来自企业而非家庭。第四，从全球整体上看，全球CO2减排量仅为38.03Mt，仅占碳关税冲击前全球总排放量的0.14%，减排效果微弱。第五，如果将碳关税作为一种减排策略的话，其碳泄漏率达17.31%，主要泄露流向为欧盟和美国，分别占总泄漏量的84.54%和15.46%。 5 结论及启示
本文阐述了碳关税问题所具有的地缘政治经济特性，建立了面向地缘政治经济分析的政策模拟器Geop-CGE，基于该系统模拟了碳关税所带来的经济及环境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在碳关税政策的冲击下，减排国家的减排量相较于其排放基数而言非常小；其次，碳关税政策存在较严重的碳泄漏，主要流向欧盟与美国。从全球范围讲，减排量占总排放量的比重非常低，因此碳关税的减排效果很弱。由于碳关税的环境效果有限，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成不利影响，碳关税的环境与经济影响均较差。
第二，由于中国的部门排放强度普遍较高，其矿物加工与冶金、塑料橡胶化工、造纸印刷等高能耗部门将承受较重的碳关税。中国将是世界上受碳关税冲击最严重的国家，贸易条件和贸易平衡恶化，部门产出及GDP的下降幅度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从经济方面解释了中国对碳关税的持抵制态度的原因。
第三，不同国家或地区集团受到碳关税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地缘政治经济结构形成的基础。碳关税对高、中两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贸易条件、贸易平衡和总产出全面下滑，因此这两档发展中国家对碳关税也有较强的抵制倾向，有可能成为中国在碳关税谈判上的合作伙伴。低水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平衡在碳关税影响下反而有微弱改善，GDP的降幅也小于高、中两档发展中国家，因而从经济影响角度看，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对碳关税的抵制不如其他发展中国家坚决。从实践角度看，美国能源法案甚至还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保护，即美国对其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将免收碳关税，这进一步增加了低水平发展中国家对碳关税态度的不确定性，也使其难以成为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合作伙伴。
第四，欧盟是碳关税政策的最大受益方，欧盟收取了大量碳关税，对其进口品形成了保护壁垒，使其自身贸易条件、贸易平衡、总产出都得以改善，这一模拟结果能够解释欧盟积极推动碳关税政策的经济动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贸易状况因碳关税得以改善，但GDP反而有微小下滑，表明美国从碳关税中的获益较小。在碳关税的国际谈判中，相对欧盟而言，美国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争取的对象，加之美国计划从2020年始才开征碳关税，因此与美国的谈判仍有回旋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