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4）01-0047-04
“二十世纪同龄人”冰心，被“五四”惊雷“震”上文坛，坚持小说创作70余年，始终关注社会问题。其创作可谓20世纪中国社会问题的一面镜子，产生极为深远影响。她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元勋，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作出开创性巨大贡献。
一、初试啼声：冰心作品中的“人的觉醒”
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生于福州。祖父谢子修是教师，同近代文化名人严复、林纾过从甚密。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为海军将领。母亲杨福慈温柔贤惠，深明大义。在此开明和谐家庭，冰心度过美好童年――“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梦。[1]42先随父活跃在军舰炮台、码头营房。后入家塾，背诵古典诗文，饱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再生缘》、《天雨花》等传统小说，涉猎林纾翻译的西方名著，英国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等。
1913年她在家阅读《妇女杂志》、《小说月报》，试写文言小说《女侦探》、《自由花》等，经此“生命路上第一段短短的隧道” [1]71，开始萌生小说创作兴趣。
翌年，冰心考入北京贝满女子中学，接受基督教影响，逐渐形成“爱的哲学”。她积极投身反日讨袁爱国集会，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参与意识。
1918年冰心谨遵父教考入协和女子大学。轰轰烈烈“五四”运动爆发，她决定弃医从文。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五四”运动高潮时，冰心每隔一、二周就有小说发表。她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惊觉，方能想去改良”，“这‘痛恨’和‘努力改良’，便是我做小说所要得的结果了。这样便借着‘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了”。 [1]130-131为此，她着力反映人们所关注的各类社会问题。正如她在对话体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中所言：“从前我们可以说都是小孩子，无论何事，从幼稚的眼光看去，都不成问题，也都没有问题。从去年以来，我的思想大大的变动了，也可以说是忽然觉悟了。眼前的事事物物，都有了问题，满了问题”。而且“世界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相连的。要解决个人的问题，连带着要研究家庭的各问题，社会的各问题。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连带着要考察过去的事实，要想象将来的状况……这千千万万，纷如乱丝的念头，环绕着前后左右，如何能不烦恼……不想问题便罢，不提出问题便罢，一旦觉悟过来，便无往而不是不满意，无往而不是烦恼忧郁”。 [2]454-455这闪烁着思想解放理性之光的声音，是冰心创作心境的写照，也是“五四”新青年的共同心曲。于是其开创的“问题小说”风靡一时，激动了无数青年的心。
处女作《两个家庭》，采用对比手法提出家庭改良问题。前者描写留英归来的三哥和陈先生，因妻子教养不同，家庭迥然相异。三嫂是新知识女性，与丈夫相爱相知，“红袖添香对译书”，善治家懂教育，故家庭、事业美满。陈太太为旧式官宦小姐，整天打扮得珠围翠绕打牌应酬，家政凌乱，儿女啼闹……陈先生整日借酒浇愁，终英年早逝。冰心以此说明女子教育对改良家庭的重要性。
诸如成名作《斯人独憔悴》，反映“五四”运动父子冲突。热血青年颖铭、颖石兄弟，认为“国家危险的时候，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份热肠”，毅然到街头演讲，以唤起国民“鼓起民气”。但是却被封建官僚父亲，叱骂为“无君无父”，软禁家中。这两个“黑暗的家庭”叛逆者，只能手捧唐诗，悲痛吟诵：“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该作一发表即引起轰动效应，很快被北平学生剧团改编为话剧，被誉为“情节都不错，演得也好……这剧里明明演的‘五四’的故事”。[1]12可见作品具有相当的社会代表性和现实感。
《秋雨秋风愁煞人》和《最后的安息》，则敏锐反映妇女问题。前者中英云，是德才俱佳高材生，“志向也极其远大”。但是被父母包办许配纨绔子弟，整日“宴会打牌听戏”，“比囚徒还要难受”。后者里翠儿，为勤劳聪慧童养媳，成天遭婆婆打骂凌虐。她从来“不明白世界上还有什麽叫做爱，什麽叫做快乐”。被折磨致死竟满带微笑，仿佛“去到极乐世界”，享受“初次的安息，也就是她最后的安息”。作品以妇女精神与生命被毁灭悲剧，揭示出女性在中国“第二性”的悲惨境遇。
可以说，冰心“五四”时期小说应和着时代精神，既是实现“人的觉醒”的思想革命结果，也是实现“人的觉醒”的思想革命需要，喊出了当时民众共同的心声。
二、爱的哲学：冰心的社会问题意识
随着思想革命深入，正如瞿秋白所言：“五四”青年的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3]冰心应合社会之需，力图用“爱的哲学”解答人生问题。
代表作《超人》中，知识青年何彬信奉超人哲学，认为“爱和怜悯都是恶”，“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房东小佣禄儿摔腿呻吟，使其梦忆“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在潜意识爱心引领下，他治好禄儿腿伤。受禄儿话语启迪，省悟到：“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终皈“爱的哲学”。显然，冰心以何彬心路历程，指出人生应以“爱”化解“憎”。该作在《小说月报》发表，附有《冬芬附注》：“雁冰把这篇小说给我看过，我不禁哭起来了！谁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如果有不哭的啊，他不是‘超人’，他是不懂得吧！”[4]真实表达出了读者强烈的思想共鸣。 1923年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获得金钥匙奖和美国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奖学金。赴美期间，提倡“爱的哲学”，可很快就被社会现实撞击得粉碎。1926年冰心归国返京，面对内忧外患，兼以受到“普罗文学”影响，思想渐变创作小说《分》。正如茅盾在《冰心论》中指出：“这五年内世界的风云，国内的动乱，可曾吹动冰心女士的思想，我们还不很了了，但是在她的小说《分》里头，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些‘消息’了。这是她在1931年写的，这是借新生的婴孩抒写她自己的思想，这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这是严肃的人生的观察”。[1]252《分》采用寓言形式，描写两个婴儿对话。教授儿子“我”和屠户儿子“小朋友”，同时呱呱坠地。在医院里，他们睡同样小床，穿同样衣衫，成为好朋友。但是出院时，却被分到两个世界：“我”偎在母亲怀里，穿着温软衣帽，乘车回富裕之家；“小朋友”却被迫离开去还债的母亲，裹着破衣烂衫，伏在父亲肩头顶风冒雪，“要到社会的战场上，同人家争饭吃呀！”对此，“小朋友”露出“凄傲的笑容”，“我”却“哭了”。这说明冰心已感悟社会不均，指出人们“精神上，物质上的一切都永远分开”，想把矛盾“融化在爱的调合里”，[5]纯属美丽梦幻。
确实，在现实生活教育下，冰心愈益积极投身社会活动。1936年6月，毅然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上签名。同年10月，又与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共同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她说“中国已经临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任何一个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前途，都开始有自己的、哪怕是模糊的走出黑暗投向光明的倾向和选择”。[1]93
三、关于女人：冰心的女性意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冰心与家人先赴昆明后迁重庆。此间，她用“男士”笔名，从男性角度察人论世，反映战火中的妇女命运，结集为著名小说集《关于女人》。
其中多为知识女性，诸如名篇《我的学生》和《我的邻居》。前者女大学生S，“生在上海”，“长在澳洲”。外显欧美少女开放、活泼，内涵中国女性沉静、娴淑，深爱“读书外很少活动”的学者P。抗战后流徙滇边深山，盖茅屋、钉家具、洗衣服、种菜园、喂鸡羊、做餐食……料理各种繁杂家务，“一个人做着六七个人的事”，最后为抢救同事太太献血身亡。
后者M太太，亦大学高材生，资质超群。与作家M结婚来到昆明，在警报不断艰苦环境中，“生着火，拣着米，洗着菜，缝着鞋子，补着袜子”，感受着“劳作的快乐”。在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重负下，“从来不曾抱怨过任何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出现劳动妇女高大身影。诸如《我的奶娘》和《张嫂》。前者“奶娘”是农村妇女，善良正直，总“笑眼看着我”，盼望“我”“作大官，挣大钱，娶个好媳妇，儿孙满堂”。她爱憎分明，牢记日本兵强占土地气死丈夫的罪恶，期盼“我”“将来像薛仁贵似的跨海征东”，“打死东洋鬼”，报仇雪恨。
该集中女人皆真、善、美化身，她们从外貌到内心都优于周围男人。作者以此说明女人“感觉得更锐敏，反应得更迅速，表现得也更活跃。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颜色，也多些声音”。故而也就比男人“更温柔，也更勇敢；更活泼，也更深沉；更细腻，也更尖刻……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2]403这样就从性别比较角度，充分肯定女性社会价值，昭显冰心的现代女性意识。因此，小说集《关于女人》，极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系列，亦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四、再创辉煌：冰心小说的成功转型
抗战胜利后，冰心随夫赴日考察。此间，“自己研读”香港朋友秘密寄来的毛泽东著作，“也偷偷地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新中国的诞生，使她“感到了毕生未曾有过的欢乐”。 [1]93于是，1951年借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任教之机，她和丈夫毅然回国。
冰心目睹北京翻天覆地变化，内心兴奋不已。她说：“回到祖国，回到我最熟识热爱的首都，我眼花缭乱了！几年不见，她已不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而是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了。”她满怀喜悦，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愿为创作儿童文学而努力。我素来喜欢小孩子，喜欢描写快乐光明的事物，喜欢使用明朗清新的字句”。[6]29
她开始以饱满热情反映少年儿童成长问题。中篇《陶奇的暑假日记》和短篇《小橘灯》都是广受读者欢迎的佳作。前者描写小女孩陶奇勇敢诚实、活泼淘气。她和同学――调皮捣蛋的美猴王李春生，聪明好学的范祖谋，思想进步的陶真，努力上进的资本家小姐王瑞萱，患有腿疾的新加坡归侨曾雪姣，还有可爱娇气的日本归侨小秋……在循循善诱的班主任张老师帮助下，互相关心，共同成长。这是当时充满快乐光明的少先队员生活写照。
这些作品明朗欢快又童趣盎然，“努力创造正面艺术形象，表现新型人物，让新中国的儿童看到祖国的新生的、前进的、蓬蓬勃勃的力量，鼓舞他们做一个有教养的、乐观的、英勇刚毅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6]30因此，深受少年儿童欢迎。特别是《小橘灯》，不仅荣获当年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荣誉奖，还入选中学语文课本，一直广受喜爱。
文革十年，冰心负“文艺黑线”、“黑帮分子”罪名，被迫停笔。粉碎“四人帮”进入新时期后，有“文坛常青树”之誉的她，又恢复创作青春，荣任中国作协名誉主席。她发出“生命从八十开始” [7]豪迈誓言，迎来继“五四”之后又一个创作高峰。
冰心在耄耋高龄，于不断升温的“出国热”中，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空巢》。小说中美籍华人梁教授，是守着空巢的孤独老人。当他回到祖国古都，看到老友历尽磨难壮心不已，三世同堂家庭温馨，对比自己――老妻去世，儿子、儿媳宁肯养猫也不要孩子――凄惨境遇，由衷赞叹“你们这个‘巢’多‘满’啊！”以此高扬爱国信念精神理想。作品立意冷静深刻，笔法炉火纯青，受到一致赞誉，一举夺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她却谦逊表示：“我写了一辈子文章了，年轻时由于得文学硕士学位，得过一次金钥匙奖，但是作品得奖，这还是头一次。谢谢大家的鼓励吧。”[1]115她确实是中国文学园地上生命不息，思索不止的探寻者、耕耘人。 五、自抒心声：冰心的文学观和创作贡献
冰心是中国现代女作家光辉旗帜，追求率真自然，“能表现自己的文学”。 [1]172笔下虽多以所生活地方为背景，但并不刻意写景状物，而着力剖露“发出的心声”、“内心的咏叹”[2]1，故地域色彩不浓而女性意识突出。正如郁达夫所指出的：“读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够了解中国一切历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伤，动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是女士的文章之极致”。[8]
冰心小说“发出的心声”，首先表现在对女性性别的礼赞。她庆幸自己11岁时，“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怀里”，开始了“少女时期”，否则“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心理也许就不会健全”。[1]45也就是说，她不愿意“学做男人”，而坚定选做女人。她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的特质是：“似乎更重视亲子的爱，弟兄姊妹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爱……她愿意为她所爱的对象牺牲了一切”。女性的价值为：“上帝创造她，就是叫她来爱，来维持这个世界。她是上帝化工厂里，一架‘爱’的机器……她就这样‘无我’的，无条件的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403-404
故而，冰心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多为真、善、美化身。笔下少女，温柔可人，“女儿情性”，是“光明的使者”。诸如《庄鸿的姊姊》中的姊姊，品学兼优，才华出众，为成全弟弟，毅然牺牲自我。笔下妻子，善良聪慧，属新型贤妻良母。诸如《两个家庭》中的三嫂，知书达礼，善解人意，既能“红袖添香对译书”，又长于相夫教子。笔下母亲，慈蔼可亲，是爱的化身。诸如《第一次宴会》中的母亲，身患重病，仍强颜欢笑，临别把珍贵银花插，偷塞女儿箱底。
其次表现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冰心不同时期小说，都贯穿着妇女问题思考。诸如1919年创作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中英云，才学出众，志向远大，但是包办婚姻，使她形销骨立、心灰意冷。1936年创作的《西风》中秋心，为事业前途，放弃远的爱情。再遇已为人夫的远时，倍感惆怅失落，恼恨“自己十年劳碌的生涯”。对于女性婚姻事业矛盾，冰心用教育和爱心作为“光明路”和“万福桥”。诸如1942年创作的《我的学生》热烈礼赞S，说明学贯中西，具现代思想，又充满夫妻之爱、亲子之爱、朋友之爱，才能成为“什麽都可以做”的“大艺术家”，获得生活幸福。
冰心在艺术风格上也力求“发挥个性，表现自己”[1]172，带有鲜明女性特征。她主张创作“可以使未曾相识的作者，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她的才情，性质，人生观，都可以历历推知”，“是心灵里的笑语和泪珠的文学”。[1]171-172在小说中，多采用书信或抒情独白袒露胸襟，诸如《遗书》、《烦闷》、《悟》等。小说主人公也多用第一人称，或用“婉莹”谐音，宛因、维因等，道出心声。小说人物，多慈蔼母亲、贤惠妻子、可亲姊姊，充满家庭温馨。而化解矛盾药方，不外乎“教育”、“改良”、“爱”等，充满亲情关怀。因此其笔底总喷涌着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婉柔情。
冰心又是继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坛的优秀文体家。冰心活用文言，去其艰涩而取其凝炼典雅；加工口语，去其平俗而取其流畅通达；汲取西语，去其冗长而取其灵动活泼。所以遣词用句，雅而不古，丽而不艳，清新洗炼，流畅自然，华美优雅，含蓄隽秀，极富韵致，形成独具一格的冰心体，在当时风靡一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亦光彩照人，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