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016-02
恩格斯晚年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和研究了社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对政治领域中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些新认识对于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
俄国公社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对俄国公社进行过研究。但是，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亲眼看到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对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做了补充和修正，并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等文章，力图对俄国公社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
马克思通过对俄国公社的研究，认为俄国公社的灭亡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1877年，俄国民粹派同沙皇政府进行激烈的斗争，使俄国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推翻沙皇政府将为时不远。这时候，马克思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如果能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话……”[1]可以看出，马克思基于当时的情况而对俄国公社寄予希望，期望在革命胜利后公社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
马克思逝世后，俄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恩格斯对俄国公社有了新的见解。公社在俄国普遍存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俄国人民有联合劳动的意愿，但是这种意愿并不足以使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恩格斯晚年认为，对俄国公社本身来说，并不具有向较高的公有制形式过渡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每一个经济形态都势必解决的是它本身的问题，而要去解决比它高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这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俄国公社是封建残余，属于较低的社会形态，幻想从它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恩格斯晚年虽然认为俄国公社本身并不可能向公有制形式过渡，但如果公社的外部条件充分具备了，那么就有可能被改造为高级形式的公有制。这个外部条件来自于西欧无产阶级，“对俄国的公社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2]。而且，只有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并实现了公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才能帮助俄国公社实现自己的过渡。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2]。恩格斯晚年通过对俄国公社的分析，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如果经济落后国家在刚进入资本主义初期阶段，能得到西欧无产阶级的帮助，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进程，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同样，这里的前提条件是，西欧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政权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样才能帮助那些刚进入资本主义制度且保留有封建残余的国家。当落后国家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在它的原产国被消灭，看到如何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来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为全社会服务时，他们将会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的步伐。
恩格斯晚年认为对于落后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是能跨越的，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则是不可跨越的。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发展形态解决比它高的经济形态产生的问题，是不现实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3]。这也说明了，经济落后国家即使在西欧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并实现公有制后向其提供援助，从而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也需要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和所创造的优秀成果是无法跨越的，经济落后国家只有不断提高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有可能在经济上赶上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才能更好地巩固自己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恩格斯晚年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落后国家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以加快发展自身的经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提出的关于俄国公社与马克思不同的见解，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当年马克思认为会发生的俄国革命也没有发生，而俄国已经沿着1861年的路开始走下去，农民公社已经趋于解体，恩格斯自然能够得出比马克思更确切的结论。这正体现了恩格斯晚年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俄国问题，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这不但丰富了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中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思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的探索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的时期，资本主义各国虽然没有出现革命形势，但阶级矛盾在深化，社会主义运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正处于向资本主义发动总攻击而积聚力量的准备阶段。恩格斯通过研究资本主义世界社会的发展、政治斗争的环境，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进行了新的探索。
1870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随着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不断巩固，政治生活中普选制为基础的代议制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考虑了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的可能性。
19世纪80年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关注普选制在无产阶级斗争中作用，认为普选制可成为衡量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标尺。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根据经济的发展和斗争形势的变化，继续对无产阶级政党利用普选权开展议会斗争的方式进行研究，并于1895年写了《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在这篇文章里，恩格斯对以前革命的斗争策略进行了总结，并对现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方式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坦然承认，曾经认为的无产阶级可以通过一次战争就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论断是种幻想。因为，当时的欧洲大陆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步，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力”。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使无产阶级斗争的条件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总结近50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可以得出无产阶级不可能单靠一次战争就可以战胜资产阶级。因此，恩格斯依据现实条件的改变，指出，“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4]，“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4]。 恩格斯晚年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新形势，论述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进行合法斗争的必要性。19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的工人运动的重点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的工人阶级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不断增加，即使德国当局因恐慌采取了反社会党人法，也没有遏制选票不断增加的趋势。恩格斯看到德国无产阶级充分利用普选权一步步扩大自己的阵地并不断取得胜利时，对普选权的作用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德国无产阶级的一个伟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么使用普选权”[4]，这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4]。恩格斯指出，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有效利用了普选权，并使这一斗争方式发生了作用，“结果弄的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2]。
晚年恩格斯认为，交通运输的发展、军事装备的改进、城市建筑面貌的改进，使采用暴力革命对无产阶级是十分不利的，而对资产阶级政府是有利的。资产阶级政府非常希望无产阶级轻易走上街头发起战争，他们就有借口去利用先进的武器消灭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力量。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普选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使之超出政府的控制，最终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劝告无产阶级，千万不要轻易发动战争，要保存我们的力量直到决战的那一天。
恩格斯晚年在论述合法斗争的重要作用时，并没有忘记强调保留革命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2]。恩格斯晚年希望无产阶级通过合法的斗争来积蓄革命力量，但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他在1895年致理查?费舍的信中说到：“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绝对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5]。而且，他还声明“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4]。
由此可见，恩格斯在晚年肯定了利用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夺取政权，但同样他也没有放弃暴力革命。在恩格斯看来，普选权和暴力革命都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种手段，而具体采取哪种手段，各国的无产阶级应根据各国实际情况而决定。“对每一个国家来说，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5]。恩格斯晚年根据变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提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的观点和理论，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