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0-0093-04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概述
黄炎培作为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他的职业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从其发展历程来看，经历了实用主义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思想的阶段，从他的大职业教育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敬业乐群”、“劳工神圣”、“金的人格”、“教育救国”的德育观占据其德育思想的主流，汇集成了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大德育观”。大德育观的概念，最早源自于日本明治时期的“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黄炎培在其“大职业教育观”的基础上，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德育观的理论，最终形成了他的“大德育观”思想。
黄炎培的“大德育观”思想在其职业教育思想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大德育观”思想汇集了爱国敬业、服务社会、尊重劳动、自立自强、塑造人格、报效国家的内容，是整个职业教育德育思想的汇总。他认为，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既要掌握精湛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更要具备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职业道德，具备尊重劳动、服务大众的职业意识，具备自立自强、报效国家的人格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德育是整个职业教育的前提，离开了德育，职业教育就会迷失或偏离方向，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
黄炎培的“大德育观”思想归纳起来就是要培养学生养成“敬业、乐业”的职业态度，培养学生塑造“铁的纪律，金的人格”，培养学生树立爱国主义精神，使其成为社会的良善公民。黄炎培职业教育德育的主要内容有职业态度教育、纪律与人格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而这些教育内容又是通过其“敬业乐群”、“劳工神圣”、“金的人格”、“教育救国”的德育观体现出来的。这些德育观是黄炎培在长期的职业教育的探索和民主革命的实践活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分析
黄炎培出生于晚清时期的书香门庭，从小跟随外祖父接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又参加科举，连中秀才、举人。他的儒家文化功底深厚，特别是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对他影响极大，这为他后来的职业教育德育观的形成奠定了儒家传统文化的基础。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黄炎培深感中国落后于西方源于中国落后的教育，此时西学东渐已根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黄炎培毅然入南洋公学，开始接触西方思想。1915年，黄炎培随民国政府农商部赴美国考察教育，之后又到日本、菲律宾、南洋、英国各地考察，使他对国外的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有了较深的认识。回国后，他把国外的教育思想运用于中国的教育实践中，特别是针对当时北洋政府时期学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毕业即失业的现象，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和人才培养的方式要与社会需求接轨，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从而形成了他的职业教育的目的观和人才观，其中蕴含了大量的德育思想，并逐渐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德育观的重要来源。
自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特殊而复杂的社会变革时代，黄炎培不仅成长为一位职业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在蔡元培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毅然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职务;面对日寇入侵，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办《救国通讯》，宣传抗战;他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在战区支援前线，供应军需，救济难民，救护伤员，支持抗战。1941年，黄炎培又与张澜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治同盟，其间组织创办了多所职业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国家和社会急需的人才。抗战胜利后，他又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为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到处奔走。在民主革命和职业教育生涯中，逐渐形成了他的职业教育爱国观，这也为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形成的理论来源
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有着丰富的理论来源，在他的职业教育目的观、人才观、爱国观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儒家思想中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和国外职业教育德育观也是其职业教育“大德育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目的观
黄炎培经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自己职业教育的目的观，即“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归纳概括起来就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首先，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观不仅注重个人对谋生的需要，还注重个人对职业岗位的热爱;不仅注重对学生爱岗敬业、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意识培养，还注重对学生个性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现了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实现了“谋生”与“乐业”的完美统一，形成了黄炎培独特的科学的职业教育目的观。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观充分阐释了个人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的发展需要相统一的深刻内涵，体现了黄炎培在关注个体生存发展的同时也关注社会发展的迫切愿望，同时他的目的观又表现出了发展社会生产、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本质属性。
再次，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目的观充分体现出他的“敬业乐群”的职业道德教育思想。黄炎培把“敬业乐群”这一职业道德教育思想一直贯穿于职业教育的始终。他认为，只有敬业乐群，才能做到使有业者乐业，使所有的劳动者能为个人谋生，为社会服务，发展社会经济，保持社会稳定。他的这一教育思想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职业道德要求，也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的主要内容。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人才观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人才观是他针对当时“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和对“虚名、玩物”的传统教育进行批判的历史背景下，比较了国内外的职业教育而提出的新型人才观。
首先，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不分高低、不分贵贱，只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有高尚的情操和职业道德，能够为自己谋生而劳动，为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劳动，就是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人才。他的这一观点打破了封建社会唯读书论、唯出身论的人才观，体现了他对劳动者的尊重和对劳动创造性的科学认识。
其次，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黄炎培将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发展职业教育和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中，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使他把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培养国家社会所需要的有用人才作为其职业教育的宗旨。在不同历史时期，他都敬告青年人“爱国不废求学，求学不忘爱国”。“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并多次强调“职业教育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这充分体现了黄炎培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就是要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为国家、民族献身的精神。
再次，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德能兼备，全面发展。他认为职业教育不仅要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为个人谋生”，更重要的是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职业教育对人才的培养从内容上不仅要包括对学生职业技能的传授，还要包括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同时，他还提出职业教育同样要遵循“五育并举，德育为先”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
最后，黄炎培认为，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自治、自立、自强。他希望青年学生从职业学校毕业以后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能大有作为，这样一来，职业教育的效能就大大增强了。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部，实行学生自治。他认为，自治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从而使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认识职业，明白自治、自立、自强的意义在于“对已在以自力养成规律的生活，对人在以群力发挥服务的精神”，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服务社会。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爱国观
黄炎培不仅是一位资深的职业教育家，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是黄炎培整个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思想根基。他的一生是救国救民、强国兴邦的一生，是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独立，与自由、民主、富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生。他的职业教育爱国观贯穿于他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职业教育目的观、人才观中都有所体现。他一再强调“职业教育唯一的信仰就是爱国、报国”。黄炎培赋予了职业教育鲜明的思想性、政治性，这是他职业教育德育思想的进一步升华。
黄炎培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发展中国职业教育和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上，把发展职业教育与国家的强盛、社会的进步、人民的幸福紧密结合起来。他在长期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将自己为之奋斗的职业教育与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解放以及人民的幸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黄炎培对国富民强的热切盼望和与时俱进的拳拳爱国之心。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黄炎培积极投身抗日事业，把职业教育融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号召职业学校的学生团结起来，共同努力，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去抵御外敌的入侵，去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去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黄炎培还要求职业学校的学生积极投身和服务于抗日救亡事业，把自身的成长成才与服务社会、服务国家联系起来。从“九一八”至“七七”事变，黄炎培几乎走遍了整个中国，所到之处，无不在演讲时强调职业教育必须为抗战服务，必须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说：“我爱朋友，更爱国家”。在他的努力下，职业教育被赋予了抗日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爱国观成为他职业教育“大德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抗战胜利以后，他为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到处奔走，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并肩战斗，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设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操劳一生。纵观黄炎培的一生，无论是反袁、反蒋，还是反封建、反独裁，无论是办职业教育，还是发起成立民主党派，其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他的一生贯穿着一根爱国主义的红线，从未间断。这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的。
（四）我国儒家思想的传统道德观
黄炎培从小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参加了清末科举考试并中了秀才、举人，“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对他的影响很深，使他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亲亲仁民爱物”、“以民为本”等思想的影响，成为他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主要组成部分。儒家的治国安民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世理念特别强调道德修养，形成了以道德教育为核心的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道德观。黄炎培领会了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深厚内涵和儒家思想的精华，继承了中国文人“重德尚礼”、“以民为本”、“兼济天下”的精神，在职业教育的实践中，自觉地吸收和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家关注现实、重视实践、关心国计民生的优良学术传统，这就为黄炎培从国情出发、以“民生”为出发点开展职业教育奠定了思想基础。黄炎培汲取了“仁者爱人”、“以民为本”、强调道德修养等儒家思想的传统道德观，成为他职业教育“大德育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来源。
（五）国外职业教育德育观
黄炎培职业教育德育观也受到国外职业教育德育观的影响，特别是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影响。
杜威的德育思想以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实用主义德育理论，他主张学校的德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道德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道德知识被学生所掌握并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德育不仅仅是道德课的任务，而且也是各门学科的任务，应将德育内容融入到各门学科的教学之中;在德育过程中必须以学生的本能需要为依据，遵循学生的心理规律;德育的目标、内容、方法都必须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杜威充分强调社会生活和实践在学校德育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德育的基本原则就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这也是他德育思想中最核心的部分。黄炎培借鉴了西方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接受了杜威的传递、生活、发展的实用主义德育观，为其职业教育“大德育观”的形成输入了新鲜的理论营养。
与此同时，随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快速发展，黄炎培在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上，把职业教育的目的归纳为“谋个性发展、为个人谋生、为服务社会、为增进生产力”四个方面，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大德育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另外，黄炎培关于学生个性发展的德育理论也来源于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快速发展与广泛传播。作为近代中国较早尝试用心理学理论阐释职业教育的教育家，黄炎培走出了开创性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