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失，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而进行的人口迁移[1]。对于迁移带来的一系列变故，生态移民能否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与其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比较研究发现移民的心理症状检出率显著高于当地居民/非移民[2]。因此，生态移民的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研究发现：移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受其社会适应状况与应对方式的影响[3]。
目前，对生态移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对单一影响因素的研究居多而整合性研究较少[4]。因此，本研究对生态移民的应对方式、社会适应等因素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为促进生态移民心理健康提供对策与建议。
2.方法
2.1被试
采取方便取样，对银川市周边10个村的生态移民发放问卷350份，有效问卷309份，有效率为88.3%。其中男性185名；18-25岁的被试75人；26-35岁有88人；36-45岁的有71人；46-55岁的有70人；大于55岁的有5人。汉族被试204人；回族被试103人；其他民族2人。
2.2工具
2.2.1症状自评量表（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elf-reporting Inventory）共有90个项目，1～5级评分，包含9个分量表，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分数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2.2.2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该量表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分量表）组成，包括2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积极应对均分与消极应对均分之差是应对倾向性，其值越高说明个体越倾向于积极应对方式。
2.2.3自编生态移民社会适应问卷
有生产适应、生活适应、环境适应和文化适应四个维度，由16个项目组成，4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适应情况越好。生产适应、生活适应、环境适应和文化适应的（系数分别为：0.901、0.879、0.747、0.765和0.838。
2.3数据处理
采用SPSS16.0进行统计处理。
3.结果
3.1宁夏生态移民心理健康状况
分别对不同性别与不同年龄组生态移民的心理症状总分、各维度做差异检验，结果见表1。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性生态移民在心理症状总分和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维度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不同年龄组的移民在躯体化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显著，在抑郁维度上的差异边缘显著（F（4， 303）= 2291，P=0.06）。多重比较结果表明： 46-55岁的移民躯体化症状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移民（均P<0.05）；46-55岁生态移民抑郁症状程度显著高于26-35岁和55岁以上移民（均P<0.05）。
3.2生态移民应对方式、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对移民的应对方式和社会适应与心理症状之间做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生态移民的应对倾向性与心理症状及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和精神病性维度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及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维度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及各维度均显著正相关。社会适应与心理症状及各维度均显著负相关。
3.3生态移民应对方式与社会适应对心理健康的预测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法，以应对倾向性与社会适应为自变量，对移民的心理健康进行预测，得到回归方程：SCL-90总分=179.502-0.179×社会适应-0.142×应对倾向性。
4.讨论
迁移影响移民的心理健康，并且在人口学变量上表现出不同的影响。研究显示，与男性生态移民相比，女性生态移民表现出更多对新的人际关系、生活方式的担忧和焦虑。可能原因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关系更为敏感、对生活稳定性的需求更高。46-55岁的移民相比于其他年龄组移民表现出更明显的躯体化、抑郁等症状。
调查中发现，大部分46-55岁的生态移民在家庭中处于中坚地位，承担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的家庭责任，且迁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困难也主要由他们承担，所以他们比其他年龄段的移民承受着更多的压力，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迁移的影响。
生态移民应对方式、社会适应与其心理症状程度显著相关。移民的应对方式越倾向于积极，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而越容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移民其心理症状程度更高，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5]。而与以往研究结果不同的是，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与心理症状呈正相关。解亚宁认为积极和消极是相对的，并不是积极应对方式就一定有积极的后果，不同应对方式，在不同时间和情景、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结果[11]。
因此，本研究中的生态移民可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方式，但并没有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再者，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家Lazarus的应激心理模型，迁移作为一种应激源，通过应对方式、认知评价、社会支持以及个性因素等中介变量共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本研究中搬迁时间在一年以内的移民占到总数的1/3，他们更可能处在心理应激状态下，即便他们采取的是积极应对方式，但可能还受到认知评价、个性等因素的影响，并不一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
从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来看，社会适应与应对倾向性均进入方程，共同对心理症状程度起到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说明生态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越好、应对方式越积极越不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综上所述，生态移民在迁移中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尤其是搬迁一年内的新移民、女性移民和46-55岁群体。因此，政府应当首先为新搬迁的生态移民提供心理援助，引导移民正确认识搬迁对他们未来生活的积极意义，并选择积极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应对方式；其次，应当加大对女性移民的实际支持力度，帮助她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的生活与人际关系；第三，应当为46-55岁移民提供就业岗位与技能培训，了解并帮助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完善移民社会保障政策，减轻其生活压力。（作者单位：宁夏大学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