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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一、工党崛起的原因
  英国工党的崛起是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结果。在处理劳资冲突时,新模范工会的领导人热衷于谈判协商,领导工人进行合法斗争。在19世纪的政治舞台上自由党是居于优势地位的,而又是自由党衰落的最快。自由党的大起大落与它在19世纪的特殊地位,世纪之交的形势变化以及它对工人政治力量所采取的政策密切相关。
  1688年“光荣革命”建立的是大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相妥协的君主立宪制。虽然这使英国社会的新旧交替避免了剧烈的动荡,但它也给新社会遗留下大量封建残余,使土地贵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足够的力量与资产阶级抗衡,这迫使自由党在争取政治统治权方面要与封建保守势力做长期艰苦的斗争,从而使自由党不断被推到时代的前列,成为进步力量的象征。正是这种特殊的地位使自由党要经常在社会进步代表与特殊利益代言人的双重角色之间作两难的选择。[1]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而且出于战争的需要,国家在一战中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不仅指导战争,而且直接管理经济生活,调节物资分配,调度全国人力。这些使自由党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理念,国家不干预的传统受到重大打击,造成了党的思想基础不稳。而为了赢得工人的支持,从19世纪末开始,自由党提出了“新自由主义”,把工作的重心由政治改革转向社会改革,其中的某些政策,例如,对所谓的“非劳动所得”征收高额附加税,采用强制性立法手段对社会财富作有利于下层民众的再分配,损害了多数地主和部分资本家的经济利益,违背了两百多年来一直被资产阶级奉为天理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使他们放弃了对自由党的支持,转而加入保守党。[2]而自由党作为有产者的政党,它不可能完全代表工人群众的经济利益,每当劳资双方发生冲突时,自由党首先考虑的往往是本党党员的利益,这自然会引起工人的不满。因此,当工党以工人党的面目出现时,工人选民就会大量涌向工党。自由党的悲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失去了党存在的社会基础,保守党接过自由主义的旗帜而成为有产者的旗手。工党能够在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国家里获得成功,既在于它能坚持依靠工人及其它中下层群众的支持,并维护其利益,也在于它能努力适应现存制度,通过温和的、尊重英国议会传统的社会改革吸引普遍的赞同,大胆提出一套由国家实施的、全面的社会福利计划。[3]随着民主的发展,普选权的实现,英国各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各党都开始摆脱特殊集团利益的限制,都在寻求一种能够面向全体选民的政策纲领。实际上,民主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任何政党若仍固守某一特殊集团利益,势必会损害其在全民中的形象和地位。同样,后来的工党若不及时向其他阶级敞开大门,也很难成为一个有着普遍影响的全国性大党。而且,各党政策日趋务实,不再拘泥于抽象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在工党政策上表现的极为鲜明。工党秉承了老工联的传统,也以可行性为条件,努力寻求现在制度能够容纳的方案。为了让资产阶级放心,它甚至在1920年拒绝了主张阶级斗争的英国共产党的加入工党的申请。用独立工党领袖基尔?哈迪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非常讲求实际,不能去追随肥皂泡那样的空想”。[4]
  二、20世纪的保守党
  在自由党与工党聚散盛衰的演变过程中,英国的另一大党保守党确获得了稳步发展,这种现象的形成与保守党自身特点有关。从各党产生的社会基础来看,自由党与工党代表的阶级虽不相同,但均属于近代工业文明的两大新兴阶级,都有反抗旧文明,旧特权的要求,因而这两党都是具有理想色彩的改革党。而保守党及其前身托利党从一开始就代表现存制度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因而强调秩序,尊重传统,是个力主维持现状,反对剧烈改革的政党。保守党的价值观显然不合时代潮流,但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保守党维持其地位的努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首先,这种价值观对现实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早期的贵族地主、后来的大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对现存秩序和自己地位感到满意的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其次,它符合一般人性中的守旧倾向,这种倾向表现为重视自己所熟悉的事物,而对未知事物持怀疑甚至恐惧的态度。具有这种谨慎保守心态的人在社会各个阶层均有,他们构成了保守党的群众部分。再次,由于保守党的目标和纲领比较明确持久,毋需像改革党那样要不断提出新目标、新方案,因而赢得了相对稳定的拥护者,从而使其社会地位也相对稳固。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是英国民族的特性。英国虽然在整个近代都走在世界前列,但它同时也是一个以“保守”之名著称的国家,谨慎的改革与温和的保守之间奇妙结合构成该民族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保守党能够以“保守”之名在这个变革时代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
  保守党能够在20世纪初叶的英国政党地位交替中维持自己的大党地位,不仅有赖于其自身特点,也在于它能顺应时代变迁及时调整政策。在1832年议会改革中,托利党的顽固态度激起了全国愤怒,致使托利党丧失民心,直接导致它在政治上的失势。因此保守党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维持本党的政治生命必须进行自我改造。因此,我们看到托利党在19世纪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中也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此举虽然触犯了土地贵族的利益而导致托利党分裂,但托利党开始了改革之路。[5]
  同时,对改革逐渐持宽容态度时,保守党也开始跳出特定阶级的狭隘圈子。通过制定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来吸引其参加。而且保守党也开始意识到获得了选举权的工人群众对其政治前途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着力于制定工厂立法、改善居民住宅和建立卫生制度一类的改革。   三、共识政治的形成
  英国政党共识政治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作为欧洲反法西斯力量的一个唯一的仅存基地所遭受的巨大压力。国家和民族的存亡成了当时社会的主要要矛盾,民族危机意识增强了社会各阶层的团结合作,并相应冲淡了他们之间的宿怨和党派斗争意识。在联合政府中,保守党为首的右翼吸收了工党的左翼。最典型的事例是在1942年~1945年间,工党领袖艾德礼作为代理首相在丘吉尔在国外期间可以处理国内事务。[6]而且,在数年的战争经历中,使得主要政党意识到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也使得工党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保守主义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因此,双方都同意进行一定程度的社会改革却又避免完全挖掉私有制的根基。这是一种双方进行了让步了的一种共识――保守党最终承认工党成为真正的执政党而不会改变英国的社会框架,并且将某些工党的主张也纳入自己的哲学;而工党的政策实际上也表明,它并不试图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要求进行一些改革。战时联合政府的建立使两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这种共识成为战后工党制定国内政策的基础。
  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的形成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特别是选举制度的发展,当时的政党必须获得议会的选举中获得相对多数议席才能上台执政。因此,两党为了获得统治权,必须积极主动的不断调整修改自己的方针、政策。战后的英国政府为了弥补民众在战争中所受到伤害,就开始了实行福利保障举。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到撒切尔夫人实行社会改革之前,英国的主要政党为了自己能够获得执政的地位,大肆的打福利牌,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虽然撒切尔夫人对一些政策进行了改革和调整,但是英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已经是大势所趋。特别是随着20世纪初期以来的普选制的实施,英国选民的种种要求变得越来越不容政府和各党派忽视,无形之中,他们成了促成战后历届政府实施共识政治的强大推动力。[7]争取选民是两大政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导致战后共识政治产生的原因之一。
  总之,在进入20世纪时,英国各大党都开始采取面向社会,面向实际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转变,导致各政党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在多元利益存在的现实下,这有助于避免那种尖锐的阶级性政策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激化。同时,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妥协,特别是对下层社会利益的部分认可与让步,有利于形成宽容共存的社会心理,促成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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