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2-0043-07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行业协会研究日益备受关注。美国学者杜鲁门较早运用利益集团理论关注同业公会的发展，指出同业公会通过游说的方式向政府施加政治影响力[1]。甘思德以全国性的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行业协会的政治行为进行了研究，指出协会游说的态度、协会成立的年限、协会的自主性和协会的代表性等因素对行业协会的游说行为具有显著影响[2]。但目前关于行业协会政治影响力的研究尚少。影响力是指一个人或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改变他人或其他组织的决定的能力。政治影响力是指政策参与者通过各种手段贯彻自己的主张而改变政策方向从而得到预期结果的能力[3]。政治参与和政治影响力的区别是：政治参与指政治主体通过一定的方式影响政治决定和过程的政治行为，强调政治行为的方式、内容；而政治影响力不但强调行为方式、内容，而且强调政治影响的力度；政治参与是政治影响力的一个维度。
国内学者叶劲松指出行业协会政治参与的内容和影响力仅限于自身专业领域内，就某些技术性、专业性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而很少在专业领域以外行使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功能，因此其政治影响力较弱，难以形成与国家制衡的权力机制[4]。但他并没有对影响力进行指标的衡量，而是提出了影响力的概念和宏观性解释。行业协会的重要功能是发挥其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影响力。那么，究竟行业协会的影响力如何测量？哪些因素会影响行业协会影响力的大小？
关于第一个问题，目前国内已经建立了一系列评估社会组织的指标体系①，但是并没有将其运用到行业协会的实际研究中。关于第二个问题，制度学派认为行业协会主要受限于外部制度环境的约束，难以发挥应有的功能。如贾西津、王颖、耿曙等学者强调制度环境对行业协会行为的限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府职能转移不到位、行业协会立法缺失等导致行业协会的行政依附性或者“二政府”现象②。国外学者施特雷克（Streeck）和安戈（Unger）指出，国家的认知能力、中央政府的政策、监管部门的风格等因素也是影响行业协会行动的重要变量③。而组织社会学派强调组织策略的选择对组织行动的积极影响。例如，辛甜、张紧跟、赵秀梅等强调了行动策略对行业协会政治行为的影响，指出社会组织依靠非正式政治、私人关系网络以及组织之间的联盟等策略来获得生存和发展④。
制度学派和组织学派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是存在以下几点缺陷。第一，制度学派强调外部制度环境对行业协会的限制作用，而忽视了行业协会的自主性。第二，组织学派强调社会组织行动的自主性，并对组织的策略选择进行了研究，但是研究对象更多地集中于草根性的社会组织，主要运用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上海市行业协会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组织社会学中的资源-依赖理论对行业协会的行为和影响力进行研究。第一，对行业协会的政治行为方式进行描述。第二，结合社会组织评估体系对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进行估算。第三，对行业协会政治影响力的差异性后果进行分析。第四，结合研究提出一些建设性建议。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制度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是解释行业协会政治影响力的两大理论。制度理论虽然强调社会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但它仅仅强调环境压力的来源是社会规则、期望、规范以及价值，组织必须与其一致。斯科特（Scott）认为体制是让社会行为稳定，同时提供诠释社会行为意义的认知的（Cognitive）、规范的（Normative）以及管理的（Regulative）结构[5]。资源-依赖模型不同于制度理论，其基本的假设是组织不能生成它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同样，不是每个可能的行动都能在组织内部得到执行以实现组织自立。这意味着组织在资源上必须依赖环境。正如菲佛（Pfeffer）所言：“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包括实体环境的限制、社会影响的限制、处理资讯和认知能力的限制，以及个人偏好的限制等。”[6]（p.69）关于制度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差异（参见表1）。
第一，组织所依赖的资源包括人员、物质条件、关系网络、资本等。其中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是任何组织生存的必要条件。面对环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为了寻求组织的稳定性，组织必须降低对单一关键资源的依赖程度，尽可能地寻求多元化的资源依赖结构，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大的自主性和行动能力。
基于此，假设1：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与经济资源依赖多元化具有正相关关系。
其中，经济资源依赖结构用行业协会的收入结构来衡量，需要3个指标：（1）会费收入占据总收入的比例；（2）开展业务活动收入占据总收入的比例；（3）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第二，行业协会的产生主要基于两种逻辑：一是服务的逻辑，即协会为会员单位提供经济服务或者经济产品的能力。二是施加影响力的逻辑，即行业协会代表整个行业利益或者至少代表大多数会员单位的利益诉求，并通过一定的渠道实现利益表达[7]。根据上述两种逻辑，行业协会具有两种功能：一是经济服务功能，主要为企业经济体的发展提供直接的相关服务，例如提供技术交流信息、标准设定、提供各种技术援助和培训、制定惩罚性措施、提升实施契约合同的有效性等；二是政治参与功能，主要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力。经济服务功能是政治影响力的前提条件。
基于此，假设2：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服务能力具有正相关关系。 其中，衡量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有9个指标：（1）出版刊物，了解行业动态和发展情况；（2）进行行业调研，了解行业需求；（3）行业培训，提升从事本行业的工作人员素质；（4）评优活动，评比该行业领域的优秀企业或者工作人员；（5）完成政府委托项目，成为政府的助手；（6）制定行约行规，规范行业行为；（7）协调企业争端，维护行业稳定；（8）举办各种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加强行业领域内部交流；（9）制定行业发展规划，引领行业发展。
第三，协会领导人的经历对行业协会的影响。行业协会的秘书长是行业协会日常运作的直接负责人，其中秘书长的年龄代表其自身政治经历。在调研中发现，秘书长的年龄越大，对现有的政治体制越了解，其往往对政治和政府的态度越消极，越不愿意采取积极的政治行动。
基于此，假设3：领导人的经历与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具有负相关关系。
其中，领导人的经历用秘书长的年龄指标来衡量。另外，本研究选择了三个控制变量――会员单位数量占总行业百分比、常务理事在政府/国有企业中任职的人数所占百分比和协会工作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
三、数据来源、方法与变量描述（一）数据来源和方法
研究上海市行业协会情况主要通过调查问卷展开。调查问卷从2013年3月份开始，到10月份结束，共收到问卷49份。问卷通过四种方式发放：一是邮寄方式，回收率低于10%；二是电子邮箱发放，回收率在10%左右；三是面访时，发放调查问卷，回收率接近100%；四是通过熟识的秘书长发放问卷，回收率约70%。
研究方法采取样本结构与母本结构进行对比。由于2002年上海市政府对行业进行了大力改革，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行业协会的改革。其中一条就是严格限制政府人员担任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所以，在2002年前后行业协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一些改变。因此，本文选择2002年作为制度环境差异的节点进行样本结构对比（参见表2）。
可以看出，样本结构与母本结构相差百分比为9%，因此，样本结构与母本结构较为相似，可以代表母本结构。
（二）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第一，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状况。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状况包含9个指标（参见表3）。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行业协会提供的经济服务以“出版刊物”、进行“行业调研”、制定“行约行规”、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提供，且经济服务水平较高，约90%左右的协会都达到了此水平。然而，约40%左右的协会没有提供“评优活动”、“协调企业争端”、“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等服务。
在上述统计的基础上，通过参考邓国胜的《非营利组织评估》（2001）、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出版的《中国民间组织评估》（2007）以及上海市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化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对行业协会经济服务能力的评估体系（参见表4）。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行业协会提供的经济服务以“出版刊物”、进行“行业调研”、制定“行约行规”、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形式提供，且经济服务水平较高，约90%左右的协会都达到了此水平。然而，约40%左右的协会没有提供“评优活动”、“协调企业争端”、“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等服务。
在上述统计的基础上，通过参考邓国胜的《非营利组织评估》（2001）、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出版的《中国民间组织评估》（2007）以及上海市行业协会商会规范化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对行业协会经济服务能力的评估体系（参见表4）。
第二，行业协会的收入结构和秘书长的年龄范围（参见表5）。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协会的会费收入占总收入在“0%～40%”范围内的协会数量比例为33.3%；在“40%～80%”范围内的为48.9%；80%以上的为17.8%，可以看出仍有部分协会的收入主要依靠会费收入。协会开展业务活动收入占据总收入在“0%～10%”范围内的协会数量比例为15.9%；在“10%～40%”范围内的为59.1%；在“40%～80%”范围内的为25%。可见，约60%的协会开展活动收入已经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其他收入占据总收入比例在0%～20%范围内，协会数量比例为93.7%；在20%以上的为6.3%。其他收入占的比例还较小。协会的秘书长年龄在41岁～50岁之间的协会数量比例为8.5%，在51岁～60岁之间的为383%，在60岁以上的为53.2%。可见，大部分协会的秘书长年龄都在60岁以上，为退休人员。
四、政治行为方式、影响力
与资源依赖：统计性分析（一）行业协会政治行为方式分析
行业协会影响政治的渠道包括制度化渠道和非制度化渠道。制度化是指通过合法程序参与政策过程或影响政策的参与方式。非制度化是指通过非正式的方式影响政策的参与方式。结合上述两种方式，考察行业协会影响政治的渠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协会通过口头的方式提供有关政策建议给政府；（2）举办一场宴会并邀请政府官员参加；（3）通过报纸、媒体等新闻媒介来影响政府；（4）举办政策研讨会，邀请政府官员参加，并提出意见；（5）政府官员走访协会，提出意见；（6）参与政府部门举办的经济座谈会提意见；（7）以书面形式提供有关政策意见给政府（参见表6）。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第一，在协会影响政府较“频繁”的方式中，主要是通过报纸、媒体等新闻媒介来影响政府，所占比例为20.5%；参加政府部门举办的经济座谈会和以书面形式提供有关政策意见给政府均占13.6%。第二，协会通过口头、书面、政府举办政策研讨会、协会举办政策研讨会的方式传递政策建议的次数较多，约占50%，而运用媒体方式传达意见的协会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现象。第三，少数协会通过举办宴会的方式，传达政策意见。
在上述统计的基础上，通过参考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2001）和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出版的《中国民间组织评估》（2007）对行业协会政治影响力进行赋值，“极少”赋值“5”分，“偶尔”赋值“10”分，“一般”赋值“15”分，“频繁”赋值“20”分。这样可以计算出行业协会的能力分值（参见表7）。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经济服务能力的极小值为30，极大值为140，均值为106.89，标准差为27351。政治影响力的极小值为35，极大值为120，均值为68.41，标准差为20.629。政治影响力的标准差比经济影响力的标准差小，说明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的离散程度较小。
（二）行业协会政治影响力与资源依赖分析
目前，行业协会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来不断地影响政府的决策，改变着现有的权力结构。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不同，对政治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那么，哪些因素决定着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的差异？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影响行业协会政治影响力的因素。
表8详细报告了在不同模型下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其中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秘书长的年龄、协会开展活动占总收入的比例、会费收入占据总收入的比例、其他收入占据的比例等自变量对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且这种显著性不因控制变量的加入而改变，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参见表8）。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第一，从统计学意义上，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与协会的政治影响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越强，协会的政治影响力越强；第二，协会秘书长的年龄与协会政治影响力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秘书长的年龄越大，协会的政治影响力越小；第三，在协会的收入结构中，协会的会费收入与政治影响力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协会开展活动和其他活动收入所占比例与政治影响力呈现出显著性正相关，说明协会依靠单一会费获取经济资源的能力与政治影响力成负相关，而协会资源依赖多元化有利于政治服务能力；第四，对模型一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协会代表性、协会工作人员的教育水平和领导层的政治经历，整个模型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第五，模型一调整后的R2为0.675，说明自变量可以解释67.5%因变量的变异量。
此外，为了防止自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在研究中，还检验了自变量之间的共线性（VIF）现象。经过检验VIF在2左右，小于5，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同时，本文还对自变量和残差进行了自相关（DW）检验，DW的值为2.24，接近2，说明残差与自变量间无自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建议中国自1992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所有制结构日益多元化，中小型私有制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华大地。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经济发展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也愈来愈高。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不断释放出政府职能转移和权力下放的信号，在不断拉锯的空间中，行业协会作为一种制度结构存在，不但承担着服务经济的重要职责，而且承担着政府职能转移的重担。行业协会是否能够满足企业不断提升的专业要求，是否能够协助政府出台合理的政策，不仅直接关系政府职能转移的顺利与否，还关系到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
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研究不仅包括行业协会影响政治的行为方式，还包括行业协会影响政府的力度。本文通过实证性分析，运用资源-依赖理论对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一是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与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呈正相关分析，即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越高，其政治影响力度越大；二是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与行业协会的收入结构有关，多元化的资源依赖结构有利于协会的政治影响力；三是行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力与秘书长的年龄范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说明行业协会的秘书长年龄越大越不利于行业协会影响政治。结合以上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第一，提升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行业协会具有两种服务功能，经济服务能力是行业协会产生的内在要求，政治影响能力是外在要求。行业协会只有提升自身的经济服务能力，切实为会员单位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政治过程。提升行业协会经济服务能力，一方面依靠协会自身，另一方面依靠政府相关政策的扶持和支持。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历程决定了行业协会的发展要受到当前政治环境的影响。因此，政府相关政策和经济支持对于提升行业协会的经济服务能力也至关重要。
第二，加强协会资源依赖的多元化。目前从行业协会的收入结构来看，单一的资源依赖结构不利于协会政治影响力的发挥，多元化的资源依赖可以保证行业协会生存的稳定性。因此，行业协会应该开创多元化的资源渠道，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更加有利于发挥行业协会的政治功能。
第三，秘书长年轻化。秘书长是行业协会的实质领导人，负责行业协会的日常工作运作。目前，大部分协会的秘书长年龄老化：一方面他们精力有限，疲于日常工作；另一方面，老龄化的秘书长更加善于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措施，以消极的态度来应对现实中的问题。与年轻的秘书长相比，他们缺乏主动性、积极性，存在一定的惰性。因此，行业协会的发展需要精力充沛、积极主动的秘书长来担任领导人。
第四，需要注意的是本文主要研究“行业协会”组织，并没有将商会、工商协会纳入进来。况且问卷数量有限，所以分析结果的稳健程度需要进一步考察。
注释：
①参见邓国胜：《非营利组织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中国民间组织评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
②参见贾西津，等：《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王颖，折晓叶，孙炳耀：《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耿曙，林瑞华：《制度环境与协会的效能――大陆台商协会的个案研究》，《台湾政治学刊》2007年第2期。
③参见Wolfgang StreeckBetween Pluralism and Corporation：German Business Association and the State，Journal of Public Policy，1983，（3）；Jonathan Unger‘Bridges’：Private Business，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ise of New Associations，The China Quarterly，1996，（147）
④参见辛甜：《社会网络与慈善筹资――上海市慈善基金个案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张紧跟，庄文嘉：《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赵秀梅：《中国NGO对政府的一个策略：一个初步的考察》，《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