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关系，历来已经被众多学者研究得深入肌理，都从多个侧面论证了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大家多把视角放在如何在不放弃电影艺术性的前提下，重视电影的商业性，并且如何保持二者的平衡的问题上。今天，我们借由分析姜文影片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结合，来讨论解决电影艺术性和商业性矛盾的具体方法，让二者相互融合。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它所体现出的拍摄风格、剪辑技巧，影片画面风格以及场景的布局、服装、色彩、音乐、台词等，都是电影艺术性的体现。同时，电影的艺术性往往还要与思想性相结合，即创作者通过电影语言综合性地表达出对国家民族，或人生百态，或历史社会的积淀与思考，这便是电影的艺术性。电影的商业性简单地说，就是一部电影的商业价值，即它能赚到多少钱。其他艺术门类的作品我们常常用创作来形容，而一部电影的诞生，我们往往称之为制作，因为电影虽然是一门艺术，但是它的制作与其他商品一样，需要符合商品的市场规律，达到市场学和经济学的要求，一部电影从研究观众喜好到与故事剧本结合，从编剧到投资，从拍摄到放映，从发行到周边产品销售，处处都与市场策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电影的商业性。一部电影既要实现创作者的理想，又要保证观众喜欢，保证投资人的经济效益，那么，如何将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找到二者融合的方式就显得至关重要。
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都是电影的本质属性，这两种属性常常造成不能融合的表象，其实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如何将二者平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的商业性和艺术性是相互制衡，又共同发挥作用的。艺术性不是简单地削弱电影的商业性，它同样可以在作品中为提高其商业性产生巨大作用，达到与商业性的融合。
第一，用戏剧性强化喜剧性。以姜文影片为例。演员出身的姜文很好地将戏剧创作应用到电影拍摄中，例如翻拍文学作品强化戏剧性，从道具、场景、表演等方面都鲜明地带有戏剧的特征。“要说‘影戏’，内地还少有人像姜文那样肆无忌惮地拿摄影机来做戏剧的，而且做得那样明目张胆，不知羞耻。或许正因如此，反倒没人出来说三道四了。”[1]
姜文除了擅长戏剧化地拍摄电影，更擅长在电影中用戏剧性来强化作品的喜剧性。首先，可以通过运用凝练与黑色幽默的语言搭建出格式塔的喜感。《鬼子来了》里面马大山把村里的人都叫到家里来商量如何处理被人送来的小鬼子和翻译官，鱼儿的疯子公公冲出来，拦腰插嘴“这俩货有啥正经事”，表面上看是疯子公公不懂利害关系，在指责大家都心照不宣的鱼儿和马大山偷情的事，耽误大家讨论地窖里面的鬼子。但实际上，这句话一语双关，既挑明了马大山的情事，更是疯子嘴里面说出的最理性的话语，倘若按照疯子说的把地窖里不正经的俩货“一手一个掐吧死，刨坑埋了”，也不至于给全村人招来杀身之祸。导演在幽默诙谐、喜剧和双关的语境中，用象征和互文的手法搭建了一明一暗两条叙事线索，观众更是既在全片殚精竭虑、提心吊胆的节奏中既体会到中国人的善良与智慧，在调笑肆谑里体验到国人的愚昧无知，也在嬉笑怒骂中领悟到导演批判国人不谙世事、蒙昧落后的良苦用心。又如《太阳照常升起》里面，面对唐婶与小队长的偷情，唐叔的兄弟给他画结构图分析：“你老婆四十岁，从南洋回来的，上海居住若干年，是个讲究的人;小队长是个乡下孩子，连他们的火车都没有见过，这俩人要是跑到一起，你他妈说是谁的错？……更丢人的是，你还离了婚，你现在觉得这是你老婆错了吧？我告诉你还不是……你结婚二十多年了，你们夫妻两地生活若干年，这些年你在外面干的乱七八糟事（唐叔和林大夫偷情被梁老师撞破），我在这不算上，现在你跟一帮小子在山上，打猎喝酒吹喇叭，你家里只有你老婆一人，你在外边疯来疯去，把你老婆一个人弄家里，你说这事是不是你的错？你这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一番戏谑的开导劝告，既达到了劝解唐叔的目的，更是在话糙理不糙的喜剧氛围中向观众把唐叔的婚姻关系理顺清楚了。其次，通过演员的表演体现出喜剧感。姜文镜头下演员的表演都带有戏剧式的夸张。戏剧表演由于需要让观众看得见、听得见，往往演员声音较大，动作幅度也大。为了达到艺术效果，姜文要求演员的表演超出了角色正常、合乎逻辑、有顺序的思想、期望、需求和动作。如《让子弹飞》中周润发饰演的黄四郎要寻找失踪的无能管家胡安，他咬牙切齿地说：“你知道我有多么的想他……”但过度地表现狠毒之余，眼神中夸张地透露出了思念的神情，反而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最后还可以结合戏剧中的道具来增加喜感。《让子弹飞》里面小六被胡安设计逼死，张牧之悲愤难平，无奈于众人的麻木心肠。在小六的喜剧葬礼上，正如县长夫人的墓碑用的是带有调笑和情色意味的女人半身裸体雕塑一样，小六的墓碑雕刻了一个巨大的表示“六”的手势，兄弟们轮番过来，拿着花抱着摄影机哀吊：“六弟，四哥发誓替你报仇”，“六弟，五哥发誓替你报仇”，“六哥，七弟发誓替你报仇，二哥喝醉了，他让我带话，二哥发誓替你报仇”，“六哥，三哥发誓替你报仇，二哥没喝醉，他生气了，大哥不想让大伙拼命，命都不拼，还算麻匪吗？”“我要把黄四郎连根都拔掉，六子，爹发誓一定给你报仇！” 这里，各个人物的性格特征一览无余，小六的死也从土匪恶霸的过招变成了对民众的启蒙仪式。同时，原本伤感悲剧的情节被这个喜剧葬礼冲淡了。
第二，用偶然性加强故事性。为了让故事讲得更好，更有吸引力，许多文艺作品会强调故事的偶然性，因为这样能加强故事冲突，强化细节，将情节推向高潮。例如《让子弹飞》里面鸿门宴后，黄四郎先下手为强，半夜派人刺杀张牧之，不料张牧之当晚居然是和汤师爷同睡，因此逃过一劫。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性起决定作用，它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故事片中的偶然性在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塑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偶然性对事物的发展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对事物的发展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正如亚里士多德说的世上当另有或然与偶然的事物一样，偶然在成功的艺术作品中都扮演着意外和令人惊奇的重要角色。偶然性的运用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推动剧情的前进，通过事件的发展，改变人物行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另一个作用，即展现人物性格及其发展变化。
当然，偶然性的运用需要张弛有度。我们时常会发现一些影视作品的情节是节外生枝和故弄玄虚的，这就是偶然性的运用出了问题。节外生枝的情节是该偶然性的运用没有达到推动剧情的前进和人物性格及其变化的效果。例如《一步之遥》中，导演为了刻画马走日性情中人的性格，戏剧性地安排了马走日在剧院因为无法忍受羞辱暴露身份被捕，许多评论由此认为不符合人物行动的轨迹。这是因为姜文过于自恋，在影片的前部大篇幅的歌舞宣泄自己的戏剧情结和渲染视听享受，完颜英的表演将人物性格表现很充分，导演却忽略了在前面认真演绎马走日的性格与情感，这才导致了人物行动的突兀与反常。偶然性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必然性的存在，正如《让子弹飞》里面黄四郎刺杀失败表面看是偶然原因，必须的条件是张牧之的性格使然，正是张牧之光明磊落的为人使他逃过一劫。这样的偶然性情节就不会使人感到虚假。《一步之遥》中马走日无意中撞见项飞田的丑事，用一个荒诞不经的办法救下项飞田，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自然也难以顺从导演的意图――指责项飞田后来的忘恩负义。这些，都成为《一步之遥》被人诟病的重要原因。
第三，艺术性只快半拍。姜文的影片其实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元素，但不是有商业元素的影片就一定大卖。比如，他的影片大多是翻拍文学作品，本身有一定的观众基础;影片多带有幽默喜剧色彩，能吸引大众;作品中不乏吸引观众的情色、暴力和视听享受等。就连所谓艺术性最强的《太阳照常升起》，其中的商业元素也很多，例如：绚烂的画面，激昂的音乐，通奸，情杀，还有配合“美丽的梭罗河”时一排排姑娘们雪白的大腿……但这些并没有成就影片的票房，如何将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找到二者的最佳平衡点是关键。因为，商业元素是有条件地加入到影片中，这个条件，就是艺术性先快半拍，艺术只领先半步的秘诀。
“每个读者在接受活动中，总是从自己生活和文学的'期待视野'出发去看待作品”[2]，影片的艺术创新要比观众的期待视野领先半拍。过高或过低的艺术性都会影响观众对影片的评价，从而影响到影片的票房和商业价值。电影作品要比普通民众的艺术水平高那么一点，观众才容易接受。电影工作者任何艺术创新，都应该被称赞，但如果艺术上太超前了，与普通民众的艺术感受距离太远了，观众就很难接受。因此，电影商业性的特征决定了电影工作者要考虑观众的感受，从而有所取舍。例如《让子弹飞》虽然是以喜剧为基本格调的，但是它在形式上却很好地兼容了动作冒险、枪战武打、悬疑推理、多角爱情等类型元素，《让子弹飞》或许为了票房暴露出的乖戾和血腥，恰恰是因为故事本身就是血腥的。姜文的童年在贵州度过，贵州一直流传“两个汤圆两条命”的故事：贵州曾有一个军阀周西成，治军严苛。一次，有个摊贩告一个士兵白吃他的两个汤圆不给钱，士兵却死活不认账，由此决断不下。周西成一刀把士兵开了膛，检查发现肚子里没有汤圆，证明小贩是诬告，一怒之下把小贩也毙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更何况倘若生活本身就是充满乖戾与传奇，那岂不是能更好地成为吸引观众的筹码。当然，这种乖戾倘若运用不好，反而会成为话柄。《一步之遥》中导演大篇幅地渲染剧院里面完颜英被杀的过程，一个布人偶被一把夸张的大刀反复砍杀，过度地夸大了民众的低级与市侩，让观众觉得低俗、反感。因此，我们不赞成电影创作者一味地沉浸在《太阳照常升起》那种自我幻想和艺术满足中，但是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滥用商业元素。民众可能是蒙昧的，但不是愚蠢的;观众可能是庸俗的，但不是恶俗的。影片制作时不能单纯地为了创作者的艺术理想而无视观众的观影需求，也不能单纯地为了迎合观众而以丧失作品的艺术性为代价。为了达到二者的融合，这其中要控制住的，就是艺术性要比观众的期待视野快半拍的节奏，既满足了观众的观影想象，又能在想象之外给予观众思考和启迪，这是影片艺术性和商业性融合的重要保证。
姜文影片中艺术性与商业性的结合还有很多方法和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在这里只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一部影片商业性的凸显能更好地将其艺术性发挥出来，例如若不是因为《让子弹飞》的成功，积累了大量资金和观众，接下来的《一步之遥》怕是也难以为继。更何况“许多电影的艺术资源是为大众提供娱乐的电影工作者所发现的”[3]。因此，电影艺术家们要认真对待如何在保证商业票房的前提下，带着镣铐跳舞一般，尽情地挥发自己对电影艺术的幻想。如同张麻子可以在凶险愚蒙的鹅城惩恶除暴，彰显公义，姜文一样可以在大众文化泛滥的今天用精英姿态俯视众生，在文化商品化的经济环境下推销自己的艺术作品，“站着把钱挣了”，游刃有余。姜文影片特殊的代表性，既成就了他个人的传奇，也为中国电影发展开拓了新的视角和目标。
[课题项目] 本文系国家开放大学2012年青年课题“站着挣钱――论姜文电影中艺术性与商业化的结合”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