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1；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7-0099-03
“摄而优则导”的顾长卫近几年在电影创作实践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他注重电影的原创性与深邃性、风趣的个人化风格，影片带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在具有喜剧元素的电影情节中，渗透着令人震惊的悲剧力量；在表现小人物的命运时，传达出对人性的拷问。其中，顾长卫导演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塑造最富有魅力与灵气。从纯净沉闷的《孔雀》到压抑伤感的《立春》，再到极致悲凉的《最爱》，姐姐高卫红、音乐教师王彩玲、艾滋病患者商琴琴，像极了蓝、黄、红的四幅油画，为中国电影画上了绚丽的一笔。
一、为梦想而抗争的女人
顾长卫导演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而且属于她们的世界都表现出闭塞、狭隘的特点，然而这几位出生在小城镇的普通人，内心有着自己的梦想与欲念。强大的内心欲望像一只猛兽，驱使她们与外界抗衡，让她们走上一条崎岖的人生之路，在饱受磨难之后归于平静。
（一）《孔雀》中的“姐姐”――与时代抗争
其导演的处女作《孔雀》是一部含蓄简约又不失伤感的“成长主题”的佳作，一举摘得德国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电影《孔雀》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高家三兄妹的理想与成长的故事，一个个充满生活质感的镜头将被压抑的、禁锢的青年理想连缀成或激情或悲愤的抒情诗，影片的重点则放置在“姐姐”这个形象上。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在其名诗《人，诗意地安居》中提道：“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安居在这块大地之上。我真想证明，就连璀璨的星空也比不上人纯洁，人被称作神明的形象。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①。”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将“诗意地存在”看作人生存的本意。正如在影片中所展现的一样，“姐姐”面庞清秀、身材纤瘦、内心刚烈，粗布麻衣也难以掩饰淡雅如菊的气质。自古以来所有的变革时代都是屠格涅夫所写的“父与子”的冲突时代②，新一代的成长都有对父权的反叛。残疾的哥哥导致家庭的缺失，姐姐的理想也无法实现，使之背离了传统的“角色认同”。姐姐仰望天空，一张张降落伞宛若轻盈自由的蒲公英，她的内心燃起了做伞兵的梦想，美丽的邂逅撞开了少女的心门。征兵失败后，倔强的姐姐亲手缝制了巨大的蓝色降落伞，系在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穿梭于熙熙攘攘的街市中。撑开的降落伞犹如开屏的孔雀，不仅见证着姐姐的梦想与爱恋，也是对桎梏父权的宣战。可是这种美好并没有持续多久，母亲便在行人怪异的目光中推倒了姐姐、扯坏了降落伞，近乎歇斯底里而又毅然决然。后来姐姐回到厂里继续做着她早已厌恶的工作，透明的玻璃瓶子仿佛就像是姐姐，干净透明，却被别人主宰着命运，突然间的破裂也是无声的抗拒，流水的哗哗声诉说着姐姐内心的委屈与不甘。干爸的离世宣告着一切的美好终究结束了，母亲的阻挠剥夺了她的梦想，冷眼的旁观则是现实的残酷，她只能选择而且必须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抗争――结婚。姐姐用自己的美丽去交换一个可以逃避的环境，一个生的延续③。她坐在后车座上惆怅地离开。
姐姐的生活内容由一件件高雅的艺术品组成：悦耳的手风琴声、动人的朝鲜舞蹈、清新的粉色纱巾，在她的社会意识中道德、贞操、婚姻仿佛无足轻重。现实中姐姐所有的梦境全部落空，但她依然有颗唯美浪漫的心，谁都不能消灭，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和气候，梦境的种子又会落地生根④。在影片的最后，姐姐对女儿说：“爸爸的老家漫山遍野都是孔雀。”此时的她尽管一生暗淡，依然心怀梦想，傲然地站在梦想的枝头。
（二）《立春》中的王彩玲――与自己抗争
影片《孔雀》的结尾，通过弟弟的口吻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旁白：“那一年冬天，爸爸突然去世了，妈妈变老了，我们还好。我恍惚记得，爸爸走的那天，很快就是农历的立春了。”这段旁白给人留下了对春天的期盼。某种程度上，《立春》可以看作是《孔雀》的续作，王彩玲与高卫红在活法上有明显的亲缘性和契合性，或者说，顾长卫在异时异地以王彩玲的名义重新演绎了高卫红的人生⑤。与高卫红一样，王彩玲高雅脱俗的梦想遇到了与之格格不入的现实环境。不同的是王彩玲没有清丽的容貌，她龅牙、脸上布满黑点，有臃肿的外表和执拗的脾气。她清高、古怪，在对歌剧的追求中倾其所有，对残酷的生活不甘于低头。很明显，“立春”并没有给王彩玲这只“孔雀”带来实质性的转机。与“姐姐”不同，王彩玲渴求被看，希望有人能看她的表演但知音难求。影片中唯一一次有观众的场景，竟是王彩玲被假想的爱人推倒在地，所谓的观众是她熟悉的学生。
王彩玲不想在那里发生爱情，因为她不想被束缚在小县城里，可冥冥之中她又去不了北京，只能一辈子生活在她极其想逃离的地方。古人云：“人心强不过命。”王彩玲说：“既然那是你的命，那你就担待它。”是担待而不是顺从，她清楚地明白自己与胡金泉的区别：“你跟世俗生活水火不容，可我不是，我只是不甘平庸。”⑥ 她对待艺术、对待美只是转变了一种方式，通过收养残疾孩子来延续自己的梦想。然而孔雀终究不是凤凰，王彩玲高冷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脆弱、自卑的心。被心仪已久的男生当众羞辱后她选择自杀；在小赵老师落难倾诉时，她觉得是因为自己比她更不幸，因此拒绝了小赵的倾诉，表现出内心深处强烈的自卑感。平日生活中表面的清高建立在自卑的基础之上，正如王彩玲所说：“我一贫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爷就给了我一个好嗓子，除了这，我就是一废物。”最后，王彩玲领养了残疾女孩，她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新的征途又开始了。这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期待，梦想在新的土壤里生根发芽、落地开花。于是渐渐地，王彩玲与现实和解了，成为普通人眼中的普通人。 （三）《最爱》中的商琴琴――与生命抗争
继《孔雀》《立春》之后，顾长卫导演又推出新作《最爱》，并且秉持一贯的文艺风格。影片上映前三周，票房累计达5500万元，成为不俗的小成本文艺片的典型。影片依旧在唯美、梦境的标题反衬下凸显阴暗、残酷的现实生活，讲述梦想、苦痛、无奈的挣扎。
《最爱》以商琴琴和赵得意的爱情故事为主要线索。男女主人公意外得了绝症――艾滋病，两人同病相怜、相互同情，进而相爱，牵手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时光。由章子怡饰演的女主角商琴琴因为想买一瓶城里人用的洗发水卖血染上了艾滋病，这个理由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但又让人心生怜悯。她本是有夫之妇，得了病之后非但没有得到丈夫的疼惜与照顾，还遭到婆家的嫌弃，被送上学校等死，在这里她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咱们结婚吧，趁活着！在绝境中萌生的爱情证明了她的尊严与存在。
商琴琴的身上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她钟爱红色，历经磨难终于和赵得意领了结婚证之后，她穿上了大红色的嫁衣、红色纱巾、红色高跟鞋，挨家挨户地发喜糖，高举着结婚证开心地念着：“赵得意、商琴琴，自愿结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她想得到众人的认可、祝福，正如她所说：“身前名正言顺地在一起，死后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埋在一起，也是个家。”整部影片中最令人动容之处是当赵得意发病时，商琴琴跳进冰冷的水缸，用身体给赵得意散热。这几近自杀式的情感表达方式，不仅彰显绝境中爱情的勇敢，而且体现了与不幸命运抗争的情愫⑦。如果说《孔雀》《立春》所流露出的是一种淡淡的哀伤，那么《最爱》几乎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悲凉。身患绝症的商琴琴对美、爱情、亲情抱有幻想期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
商琴琴没有高卫红的高冷，没有王彩玲的孤傲，但是她所面对的现实生活环境和苦痛要复杂得多，病痛的折磨、众人的嘲讽、亲人的抛弃。她的抗争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争取的过程，恣意地享受爱情的雨露，直到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原本该遭人唾弃的婚外情，最后却散发出圣洁的光辉，凸显爱情的高尚，这便是顾长卫的独特之处。
二、困境中的女人集体出逃
三部影片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女性生存状态展现在大众视野下，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而残酷。“母亲”遭遇的困境是子女不断的宣战与挣扎，家长的权威伴随着生理的衰老逐渐被瓦解；“姐姐”的困境是逃脱不掉的沉闷家庭，摆脱不了刷瓶子的命运。老天似乎和她开了一个玩笑，一番折腾后总是让她回到原点；王彩玲所面对的是追求高雅的艺术不被小城镇的人理解，四次北上便是她抗争的过程；商琴琴的抗争最为彻底，生命的最后，她逃出了困境。
《孔雀》《立春》《最爱》这三部影片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集中表现在人物性格与家庭成员的设置上。
（一）理想主义者
顾长卫导演电影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往往是社会边缘的存在者。边缘人是指社会忽略或极少关注的群体，被主流（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人群、经济、文化）所排斥的群体。《乌托邦》一书中提道：“边缘人的行为对特定的时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而言，或是显得不道德、不正常、病态，却又是富于诗意、传奇或乌托邦的色彩，往往是对自我或他人造成的伤害。他们之所以‘边缘’，完全是因为‘另类’”。⑧他们生活的时间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时的中国正由传统的农业国逐步向现代化社会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显性层面的快速转型逐渐渗透着隐性的思想、文化的转变。
高卫红、王彩玲、商琴琴皆属于理想主义者。西方现代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曾经在《叔本华人生哲学》中提及：“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从根本上说，只有我们独立自主地思索， 才真正具有真理和生命。因为，惟有它们才是我们反复领悟的东西。他人的思想就像别人桌上的残羹，就像陌生人挪下的衣衫。”⑨几乎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梦想与信念并且努力实现，历经重重困难之后多数人会选择放弃，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获得平衡。但是作品中的三位女性都不是轻言放弃之人，为了心中的理想之花不惜粉身碎骨，始终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姐姐不甘平庸，当老师不成、报考伞兵失败、暗恋军官无疾而终、受到干爸家人殴打后依然昂扬地放飞蓝色降落伞；王彩玲家境窘迫、情感空白、相貌丑陋，却一心想唱到巴黎歌剧院。经历了四次北上应聘，买开演后折价的演出票，在经历了同事一次次的嘲讽、办户口人一次次的欺骗后，穿上自制的演出服纵身一跃；商琴琴身患绝症、遭婆家抛弃，最终跨越了生死，与爱人长相厮守。她们都是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精神高度与追求却比常人强烈。写实主义的影片风格自然没有成人之美，姐姐用婚姻做赌注之后又离婚再婚、王彩玲独身领养了一个女儿、商琴琴去了可以穿高跟鞋的另一个世界。这样的结局对心比天高的烈女子而言是痛苦而无奈的选择，但是她们不隐忍附世、不随波逐流、不甘平庸、坚守自我，尽管人若浮萍，但梦似春天。
（二）家庭成员残障与亲情缺失
“家”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庭破裂、亲情缺失对孩子的影响是最为深远的。父母对子女的成长负有最重要、直接的责任，家庭破裂对子女的思维、心理会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甚至会造成心理扭曲和性格变异。《荀子?富国》有云：“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⑩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将聚集在一起、丧失个体、受集体精神支配的人群称作“乌合之众”。正如《孔雀》中的哥哥，他信仰的是现世哲学，安于现状、平庸无能、自私自利，甚至还有点智障。理所当然地享受着父母的溺爱与家人的关怀，情感的不平衡驱使个体反叛、抗争、逃离。又如，王彩玲的母亲年事已高、父亲瘫痪在床，窘迫的家庭条件迫使她需要改变，改变则意味着突破。再如，商琴琴没有父母，只有丈夫与婆婆，身患重病被婆家抛弃，亲情的缺失导致情感的寂寞，寻求感情的慰藉。
综上所述，顾长卫导演作品中的女性为了心中永不凋零的梦想之花，在大时代的小城镇中与自己、他人博弈。她们在男权社会下勇于表达自我意识、争取生命的尊严、具有自主性，同时用行动捍卫梦想。尤其是当理想与现实冲突时，摆脱了毁灭自我的剧作模式，呈现出生活的智慧。 三、结束语
“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一女性整体呈现“叛逆”风格，烈女子身上散发的圣洁光环将她们笼罩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那里没有讥笑、苦难、阻碍，唯独留有梦想。三个故事大致都发生于20世纪70、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束缚已久的思想得到解放、女性意识渐渐滋长。四位女性多是知识分子，这个身份驱使她们对于理想、生活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与追求。她们都是生活在偏远小镇的边缘人物，家庭残缺、亲情缺席使得她们的性格中夹杂着执拗与孤寂，寻求新的精神寄托成为生活的重心。孔雀虽有翅膀却终究不是凤凰，渴望飞上枝头的孔雀们最终被时代大潮折断翅膀，变成了家雀儿。
顾长卫导演以一以贯之的纪实风格描绘了大浪潮下边缘人物的欲求挣扎、生命起伏，使我们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洞察、对生命有了更彻底的审视。
注释：
①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M].上海：上海出版社，2004.200.
②郭文杰.平凡生命的咏叹调[J].新闻界，2009，（04）：81.
③④郭飞.悲凉后的女性关怀[J].安徽文学，2009，（10）：110.
⑤秋雁.陷落于世俗现实的理想悲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2.
⑥王庆华.平凡人物真实人生――《立春》人物分析[J].电影文学，2009，（04）：42.
⑦张聪.论顾长卫电影中女性形象[J].电影评介，2011，（09）：07.
⑧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北京：外语教学与出版社，1998，（12）：05.
⑨叔本华.叔本华人生哲学[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06）：11.
⑩荀子.荀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