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秦汉大一统之后的动乱年代，军阀纷争、王朝更迭，使得思想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兴起了提倡黄老、杂糅道释的玄学，出现一大批热衷于谈玄论道、游逸山林且无心仕宦的玄学家，他们大都出身高门大姓、享誉盛名。早期如何晏、王弼、竹林七贤等，他们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这种洒脱的心态影响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他们也成为这一时期士人争相效仿的对象。正因为玄学的盛行，那些或高居庙堂、或散居朝野的士大夫们，都向往自然、崇尚自然。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抒发了向往自由崇尚自然的情感。
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政治影响
魏晋政权更迭频繁，皇帝靠世家大族维持统治，政出名门是这一时期的特点，门阀制度在此时达到鼎盛。
西晋灭亡后，北方地区被少数民族占领。与北方的常年战乱相比，南方较为安定，为避战火，士人百姓纷纷随皇室南迁，建立了东晋。东晋政权仍然面临着残酷的斗争，外有少数民族不断南下侵扰，内部则时刻上演着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内忧外患不绝于朝。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但社会的动荡却没有阻碍书法艺术的发展。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文人名士或屈从于政治高压下的一官半职，或放纵山林隐逸遁世，他们积郁的能量正是书法艺术创作的不竭源泉。在当时，隐居遁世成为名士们的流行风尚，他们借此逃离残酷的政治斗争，摒弃功利欲念，远离凡世尘嚣，过着“夏则编草为裳，冬则被发自覆”[1]（P2426）的生活。只有这种崇尚自然、无欲无求，宠辱不惊的心态，才能使书法艺术达到最高境界。因此，这一时期书法名家辈出，艺术成就极为辉煌，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巍峨的高峰，而王羲之正处于山峰之巅。
此外，东晋时门阀士族成为皇权的支柱，举贤不出士族的政策使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鼎盛，这让一些名士书法家如坐春风。他们不必为生计发愁，同时又有良好的文化氛围，这对个人才情的激发以及个性的解放是十分有利的，这也是东晋书法得到史无前例发展的重要因素。王羲之在代表最高艺术水平的《兰亭序》中洋溢出的淡薄高远，正是王家得势时，身为会稽内史的他与好友悠游山阴道上放任情怀的真实写照。
在艺术创作方面，政治影响是重要因素之一。
二、经济影响
魏晋时期虽然动荡不安，但我国的封建经济仍然持续发展。当时北方战乱频繁，而南方相对安定，随着政权的东移南迁，经济重心也逐渐向南方转移。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为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力，再加上其优越的气候环境及统治者的重视，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并超越北方，为艺术的创作奠定了经济基础。
纵观魏晋书法名家，多出于南方。南方经济实力雄厚，他们又享受着与生俱来的特权，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这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王羲之出身名门，从小衣食无忧，为他专心于书法艺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一生洒脱自然，书法飘逸矫健，他的独特风格正与其人生态度相一致，而决定其人生态度的原因之一就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高尚的社会地位。在了解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后，就会发现，这一时期的书法名家大多出于三国两晋的名门望族。
三、思想文化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魏晋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士人的人格行为极度的自信风流，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成为他们的人生态度。他们特立独行，又喜雅集，常聚于山林中饮酒纵歌。清静无为的处世思想，形成了士大夫阶层特有的魏晋风度，直接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推出了令人膜拜敬仰的“书圣”。“魏晋风度”得到许多文人骚客的赞赏。
1、人性意识对书法艺术发展的影响
魏晋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士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不愿心怀天下、入世为官，而是选择寄情山水远离尘世。他们个性张扬大胆，享受超然物外的生活，向往空灵隽永。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士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这时士人已经从追求功名利禄转向对人生的思考。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表现出的豁达的生活态度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正说明了魏晋士人人性意识的启迪和人生价值的发现，书家对个性的强调便始于此。
2、玄学影响下的社会风气对书法艺术的影响
玄学始自黄老之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清谈资料，故称为‘三玄’，玄学、佛学、道学思想融为一体，是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思想基础。”[2]（P4）士大夫们对儒家经学的束缚感到厌恶，再加之统治者对士人的迫害，他们纷纷逃避现实，“口不臧否人物”、“言皆玄逸”[2]（P4），多谈论自然哲理，故清谈之风大盛。清谈又称谈玄，意为玄奇神妙、深奥莫测。名士们乐于啸聚山林谈玄论道，放歌纵酒畅谈人生，他们的思想精神及行为举止形成了特有的魏晋风度。
在门阀制度达到鼎盛的东晋，名士往往集高官与隐士于一身。他们出身名门，生活优裕又有着极高雅的情趣。如王羲之长期盘桓于会稽的山光水色之中，悠游天地，畅想人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美孕育了他的洒脱不羁，而这份逍遥四方的闲情雅致以及对大自然的热爱又都毫无保留地倾泻于他的书法作品之中。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是从晋人的风流雅韵中产生的，是中国千年文化传承的灵魂。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种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适当的艺术表现。只有这样如梦似幻、如诗似画般的艺术形式才能表达出晋人空灵的玄学精神，达到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在玄学的影响下，出现一批清谈名流，王羲之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后世的书家中虽不乏大家，但由于缺少了孕育魏晋名士的大环境，因此无一人能写出王羲之书法的雅韵来。
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名士们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望尘莫及。它作为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崇尚自然又率性而为，甚至是孤芳自赏，不屑高官厚禄。东晋时，朝廷屡次请王羲之出任吏部尚书都遭拒绝，或许正是因为精神上得到了满足才会对现实功名不屑一顾吧。王羲之嗜酒如命，不谙世事，他尊重人格独立，主张率真无为，热爱自然和艺术，过着潇洒风流而又闲雅的生活，以隐逸为最高追求，希望有一天可以得道成仙，随风而去。也只有他这种旷达的人生哲学，才能书写出千古名篇《兰亭序》。
魏晋时期“人物品藻”[3]（P79）之风盛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尚――魏晋风度，魏晋之风又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和书风的转变，一改汉以来隶书的厚重之气，转为清新淡雅、出奇脱俗，充分体现作者的个性及精神追求。
总之，魏晋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意识等多方面的影响，促使了王羲之书法风格的转变。有着“天下第一行书”美誉的《兰亭序》是其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既大气磅礴又潇洒飘逸，将魏晋的名士风度充分的体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