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孩政策的产生
（一）二孩政策的背景――矛盾的普遍性
70年代，中央开始提出“晚、稀、少”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下，短短十年内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下降到1980年的2.23，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正式发布，中国由此进入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时代，这也是我国人口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减缓了人口增速，缓解了人口压力，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发展到如今衍生出了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矛盾，分析、揭露矛盾，不回避矛盾，积极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
（二）二孩政策的提出――抓住主要矛盾
在复杂的事物中都包含多种矛盾，在地位上有主次之分，其中主要矛盾占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在经历了迅速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之后，我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2011年11月，中国各地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3年12月，中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
二、二孩政策的变迁
（一）二孩政策的“三部曲”――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个方面都有其特点；各个具体事物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各方面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各有特点。中国的人口问题在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特点，那么相对应的，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其特殊的任务。
1、双独二孩政策。双独二孩政策是在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时候，对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但是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不少专家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会让中国的人口数量一定程度上升，逼近中国的人口最大可承载容量。双独二孩政策一方面是为了规避独生子女家庭风险，另一方也是为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缓解社会养老问题。
2、单独二孩政策。双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并没有得到大幅度缓解，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在全国普遍实行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的基础上，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提高人口增长率，调整人口结构，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普遍二孩政策。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后，得到的效果远低于预期，群众生育观念已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少生优生甚至不生成为绝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实验，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加快实施提供了足够的经验支持，也打消了人们对普遍二孩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出生堆积的种种担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二）二孩政策变迁的原因――内外矛盾的辩证关系
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矛盾，矛盾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事物的内部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因，事物的外部矛盾就是事物发展的外因，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是第二的原因。在分析事物矛盾时，把立足点放在内因上，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源泉；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外因的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在分析二孩政策的变迁与发展上，便需从内外因入手。
1、内部原因。二孩政策的出台是旨在解决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减速、出生性别失衡、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等问题。但是由于中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提高，养育孩子的成本也随之大幅增加，推出的单双独二孩政策和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其有相应的保障，使得适龄夫妇的生育意愿无法提升，因此便达不到预期的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只能继续对二孩政策进行探索和调整，推出普遍二孩政策。
2、外部原因。二孩政策的发展由双独二孩到普遍二孩，其中也少不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推动，金登的多源流理论中也明确指出专家学者对政策的出台有很重要的作用。郭志刚（2010）认为，生育率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要把握好“度”，不能一味地强调降低生育率。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无论社会和家庭个人都存在着降低生育率的因素，而长期的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一系列的危害，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以免在“人口发展问题上贻误战机”。蔡?P（2006）指出，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罕见的佳绩，但是仍有一些因素制约着中国经济增长，例如人口条件的变化。人口条件的变化意味着高储蓄率以及劳动力供给优势在减小，因此他提出要“调整人口政策，防止未富先老，延长人口红利”。
